对于中国烟草的认知与评价，看轻与唱衰向来占据了绝大多数。因为“吸烟有害健康”的道德原罪，让烟草行业不得不长期背负太多“莫须有”的骂名和压力。忍辱负重、曲折前行，构成了这个行业极其常态的现实，即便在最为艰苦，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得不做出行业牺牲的2014年、2015年，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也很难得到必要的理解和认同。

　　这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整个行业都必须直面，也不大会改变的外部环境。

　　只是，中国烟草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一个是日趋严苛的烟草控制和不断逼仄的生存空间，这不仅是烟草产业不可逆的大趋势，控烟履约本身也是烟草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履行；另一个是烟草的财政收入占比逐年下降，尽管绝对额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但随着国力的增强，烟草行业的贡献度或者说财政角度对于烟草行业的关注度肯定会不断趋弱。

　　再一个，就是电子烟的冲击。激进主义者眼里，电子烟对于传统烟草制品将会是颠覆性的替代，中国烟草以中式卷烟品牌为主体面向外烟品牌所建立起来的产业优势，正在被电子烟以新建跑道来加以动摇、瓦解。即便抛开财政收入的现实风险，单单考虑现有的产能布局、生产组织，产业链上数百万烟农和卷烟零售户，就足以让中国烟草陷入到进退失据的多难局面。

　　要直面这些挑战，或许首先需要回答，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新时代，中国烟草的的使命是什么？

　　背后的逻辑，是中国烟草的产业伦理，乃至专卖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烟草专卖法》开宗明义讲得很清楚，“为实行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制定本法”。时至今日，在诋毁、攻击专卖制度的外部杂音中，我们仍然有必要、也可以从《烟草专卖法》中找到答案。

　　第一，“有计划”，这个计划外界一直有误解，认为是烟草的国家计划，其实是国家的烟草计划。从具体的实践来看，“有计划”既是最为根本的控烟履约，也能有效防止计划外的趁虚而入、无孔不入；既能充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避免追求企业利益而不可控制地刺激消费、过度扩张。烟草行业实行“总量控制、稍紧平衡”的调控方针，体现的即是高度的计划性。

　　第二，“提高质量”。换句话说，是要在保证烟草制品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质量”，这个质量包括保证安全、提升品质、降低危害，实行烟草专卖制度，除了依靠烟草行业自身的科技创新，最大程度提高烟草制品的品质、减少吸食卷烟的危害；也通过有效的市场净化，打击假冒、伪劣、走私卷烟，来守卫消费者的烟草消费安全。

　　第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这个不多讲，要防止和纠正的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巩固专卖制度=维护烟草利益的概念偷换、认知扭曲，除了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中式卷烟品牌的持续发展，打假打私的市场净化，尤其确保烟草市场的有序发展、可管可控，包括烟草行业内部的规范、高效。

　　所以，在“巩固和完善”的基础上，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仍然需要进一步“稳固专卖制度”。

　　在确认“稳固专卖制度”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中国烟草需要更加充分认识，国家财政收入占比有所下降这一表象背后大国崛起的时代进程，过去烟草行业扮演着“为国家积累资金、支持国家建设”的重要角色，现在以及将来必然的“没那么重要”之后，该做什么、又该怎么做？如此，“新时代，中国烟草的使命”变得不断的清晰起来。

　　“保卫烟草主权”。这个观点，很应景，也很深刻。

　　我的理解，在字面上的主权之外，“烟草主权”至少包含保障卷烟消费安全和维护卷烟市场秩序两个关键，一个是烟草制品包括但不限于传统烟草制品和加热不燃烧、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确保安全是头等大事；另一个是烟草市场的有序发展、可管可控，烟草市场任何时候都乱不得，消费者利益任何时候也都不能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烟草要一如既往承担好“维护消费者利益”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产业责任。只要把握好两个关键，不仅“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有了至关重要的支撑和前提，也从根本上保证了不会为了保证财政收入而因果倒置，不以刺激销售为前提，不以体制保护为代价，专卖制度也才有存续的法理和道德基础。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健康中国2030”、“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不能对理性的控烟履约有任何的抵触情绪、对抗心理，推进控烟履约既是份内的应尽职责，更是有效的外部监督。短期内，文明吸烟环境建设是重要的途径和载体；长远看，不断地、持续地降低和减少烟草制品危害仍然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

　　正在热播的纪录片《美国工厂》，曹德旺对着美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讲，“中国人到美国来办企业，我们最关键的不在于赚多少钱，而是让美国人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烟草的未来（二）

　　中国烟草的未来（三）

　　中国烟草的未来（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