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中国烟草》报道　　一个从小在山区长大的普通农民，赢得2006年度“遵义县十佳杰出青年”的荣誉，入选为2007年度“遵义县十佳致富能手”候选人，他是靠什么成为远近闻名的“能人”？

　　—个高中文化的普通人，他又是靠什么成为烟农心中的“科技特派贝”，站在烟农培训的讲台上向同行侃侃而谈自已的种烟经验，让别人在谈起他的时候都会说一声“了不起”？

　　“头脑不转变的人，就跟不上社会的变化，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当然也就不可能把事情做好！”

　　王正权，这个家住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新民街上的农民，靠勤劳的双手、靠灵活的头脑，在规模化种烟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成为一名懂得经营管理之道的种烟大户。他的种烟经历，或许可以为行业发展现代烟草农业过程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烟农提供一个可供分析的“样本”。

　　土地是最重要的

　　王正权最早开始接触烟叶种植，是在1987年。当时的他刚结婚，和兄弟分了家，种了两亩烟叶养家糊口。

　　“虽然种植规模很小，但很累很苦，整天围着烟田转，一年也找（赚）不到多少钱。”或许是不甘于走老一辈守着土地生活的老路，或许是知道仅靠自己那一点土地不可能有什么发展，王正权开始寻找出路。

　　和新民镇里的大多数青壮年一样，为了挣钱，王正权选择了外出打工，他先后在广东、浙江、上海等地打工、经商，这种漂泊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93年。“在外面打工，有时能赚到钱，有时赚不到钱，家人也无法照顾，总感觉不踏实。”这种不踏实的感觉让王正权放弃了继续打工的念头，回到了贵州。

　　2001年到2003年，王正权在绥阳县等地组织农民种起了南瓜，规模一度很大，到丰收时节由他来收购，然后再到市场上进行销售。2002年，南瓜的市场行情很好，王正权赚了不少钱，不过2003年南瓜的市场行情又急转而下，他又赔了不少钱。“市场有波动，种南瓜也不踏实。”当时的王正权在考虑，种什么农作物才能规避市场的风险，踏踏实实地赚到钱。

　　当时，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导致很多土地抛荒，而贵州省的烟叶种植处于低谷，农民种烟积极性下降。为此，政府和烟草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土地流转，用于种烟，以稳定烟叶生产规模。“所有农作物中，只有烤烟是计划种植，不用担心烟叶种出来没人要的问题。”精明的王正权意识到，种烟是一个赚钱的好办法，于是2004年他回到家中，从家人手里接过于种烟的任务。

　　与其他烟农不同，王正权一开始就实现了规模化种烟。“土地是一种资源，不能浪费。”在王正权看来，种烟要出效益，土地是基础，规模是保障，“如果种一亩地得到1000块钱的收益，我不认为这算是赚钱，如果种100亩地，每亩地得到100块钱的收益，我认为这才是赚钱。”

　　为了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规模化种植，王正权找到村民组长，并一家家协商，最终租用了130亩土地，其中80亩土地签了期限15年的租用合同，开始了自己的规模化种烟之路。“有烟草部门的帮助，加之很多地都是荒废的，当时租地还是比较顺利的”。下定决心种烟的王正权为此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并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8万元，其魄力由此可见一斑。

　　“租了地以后，周围的老百姓有的说我傻，因为他们认为很多地多年不种庄稼，地力很薄，什么都长不出来。有人问，要是你失败了怎么办？”为了让地里长出好烟叶来，王正权不惜本钱找来挖土机对土地深翻，还将土壤送到研究所进行化验分析，一个仅有高中文化的农民，实现了测土施肥，为烟叶“吃饱喝好”费尽了脑筋。

　　此后，王正权的种烟规模逐年扩大，2006年160亩，2007年300亩，2008年718亩，成了当地有名的种烟大户。

　　管理不是件容易的事

　　顺利地租到了土地，王正权的种烟之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有多紧张。王正权回忆刚开始种烟的时候，“当时基本上就没睡安稳过，累得不行了才睡觉，碰到打雷、下雨的天气甚至守在山坡上，经常夜里一两点钟给烟草部门的技术人员打电话寻求技术指导。”

　　2004年和2005年，由于担心种烟失败，王正权几乎什么都靠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要管，工人到地里做工，他要记账；缺什么物资了，他要去买；有人没来干活，他也要去找；发工资的时候，他要负责发……渐渐地，王正权发现这样管理不仅自己很累，而且效果也不好，再说自己也不是样样精通，很难管理到位。

　　“比如说烟地里要施肥，我要先去买肥料，然后告诉工人怎么施肥，比较负责的工人就做得比较好，有些地比较偏远的、工人又不重视的，可能就做得不好，本来施10千克肥料的，可能就施5千克，有的甚至不施肥。”王正权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每块地都去检查，对于这样的问题他也无可奈何。

　　从2006年开始，王正权借助自己打工时得到的经验，将雇用的工人分组细化，聘请了总管、组长，形成了自己的管理组织。对这些人员，王正权开出了几百元到一千元左右的工资，长期雇用，由他们负责烟叶种植各生产环节的管理工作。

　　在王正权拿出的一张标有“2008年管理人员的责任”的纸张上，列着以下条款：一切工作听从总管的安排和分配；负责好你管理的这片的各个环节工作；对组长和员工要用和谐语言；每周组织组长和员工开一次会；每月的工作不到位或不按时做好的，当月的考核费没有；全年总结考评费，没有考核费的月扣除200元。由自己一个人事必躬亲到分级管理，繁忙的王正权逐渐变得轻松起来，2008年移栽大忙季节有100多人在地里干活，他却游刃有余，还有时间到别的地方去给烟农讲课，这与以前三四十个工人忙都忙不过来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了加强管理，王正权还非常注意提升管理人员的素质。2006年年底，王正权带着4名管理人员，坐飞机到云南学习种烟经验，与当地烟农交流。　“通过这次学习，大家原以为已经掌握的东西，却发现可以做得更好，每个人都学到了很多东西。”王正权说，“这一趟下来花了7000多元，可现在已经给我带来了几万元的收益，值得！”这种出钱让农民坐飞机到外地学习的行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2008年，王正权对烟区的劳动力资源进行了整合，组建了自己的育苗、机耕、运输、植保、烘烤、分级等专业服务队伍，并组织各种培训，积极推广机械化作业和各种减工措施。此外，王正权雇用的工人有过生日或者生病等诸如此类的情况，不管多忙他都要前去看望，从情感上给予关怀。

　　随着烟叶种植的不断发展，王正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管理方面还有欠缺，今年他报名参加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函授课程，为自己“充电”，“我再不学习就要落后了，以后管理上还要进一步加强。”

　　发展中的“坎”

　　现在的王正权，烟农有机会都希望能和他坐在一起交流经验，种烟的时候他一天要接好几个咨询电话，是大家公认的“能人”。而在别人眼中风光无限的王正权，发展过程中也并非顺风/顷水，他遇到过不少的“坎”。

　　2006年6月至7月，贵州遭受严重的旱灾，王正权也因旱灾的影响，烟叶产量降低，烘烤质量不佳，当年他实际亏损8万元。尽管王正权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但也为他在烟田选择上敲响了警钟。王正权意识到，不同的地在投入相同的情况下，受灾后的损失不一样，产出也不相同。此后，他宁愿租价格更高一些的土地，也要选择土层厚、耐旱的地块，而不是为扩大种植规模而盲目地租赁土地。同时，他自己出钱建了部分烟水工程，加之后来烟草部门配套修建的烟水工程，保证了烟叶的稳产稳收。

　　烟叶种植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如何解决劳动用工增加和土地规模是否稳定的问题。2005年和2006年，王正权在扩大种植规模时遭遇了尴尬：出租地的人很多选择子外出打工，烟叶移栽的时候请不到工人，工价随之上涨，村民们也不再愿意把土地出租给他。“很多不种烟的人看你种烟赚了不少钱，心里就不平衡了，他认为自己在帮你做工，钱都被你一个人赚走了。”王正权说，这样一来就引发了无工可用、消极怠工、技术措施不到位等问题，让他非常头痛。

　　那时王正权通过种烟赚了钱，已经对种烟有了感情，非种烟不可。“2007年我就开始想，何不让农户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工，双方以合作经营的模式进行种烟，从而解决遇到的问题。”2008年，除了原有的租赁土地保持以前的种烟模式外，王正权通过与农产签订协议的方式，规定由他提供产前投入、技术指导、田间管理、烟叶烘烤与分级销售，农民投入土地与劳动力，双方共同组织烟叶生产。

　　为了让农产明白这一点，王正权做了不少工作。他向农户介绍合作经营的好处，农户不用投入一分钱，种烟时只需要遵照技术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项操作，在移栽、打顶、采收结束后按“334”的比例取得收入，不用承担种植风险，收入上农产出一亩地，加上投工投劳有800元到1000元的收入，比农户自己种烟和水稻、辣椒、玉米等作物要合算。

　　“这样一个人传一个人，引导大家跟我的思路走，把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在我赚钱的同时大家也能赚到钱。”在王正权看来，种烟时传统的做法是多赚钱、少投入，这样赚钱不能长久，“我少赚点，合作的农产多赚点，只有农产能赚钱，以后我才能赚到钱。”

　　2008年，王正权的718亩烟田每亩投入育苗费20元、农药费231元、合作费930元、煤电费196元、采收烘烤费200元、管理费125元、专业化服务216元，共计1918元，平均每亩地的净利润129元，总收入近9.3万元。虽然每亩地利润不多，但王正权与合作农户的关系处得很融洽，钱赚得不累，心里还踏实。

　　“今年有很多农产申请加入这样的种烟模式，加起来有2000多亩，考虑到如果烟地分布太广，差异太大，路也不好走，管理会跟不上，还有基础设施配套、种植计划、烤房等原因，在咨询烟草部门之后，我决定在这些土地中优中选优，把2009年的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