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专稿　　赵一曼（1905年10月-1936年8月2日），原名李坤泰，学名、又名李一超，字淑宁，四川省宜宾市白花镇白花场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烈士。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赵一曼在担任满洲总工会组织部长期间，曾亲自领导过奉天启东烟草公司的工人运动，为烟厂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那么赵一曼是如何开展烟厂工人运动呢？这里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赵一曼以烟厂糊盒工人的身份开展工运；其二是赵一曼以《申报》记者身份进入烟厂，并组织烟厂工运。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

　　第一种说法以2005年10月28日《辽沈晚报》发表的一篇《赵一曼曾在沈阳糊烟盒》为代表。文章陈述：据沈阳卷烟厂的一位职工说，她从老工人那里听说，赵一曼曾经在烟厂糊过烟盒。而这种说法也在很多文章中予以描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从上海派赵一曼到满洲省委工作。赵一曼按照组织上的要求，与中共职工部部长金伯阳接上了头。组织上安排赵一曼做妇女委员，负责妇女工作。为此，金伯阳介绍她结识了英商启东烟草公司的青年工人赵兰芬、赵兰芳姐妹，并住到了她们家里。为了便于工作，赵一曼以江海燕的名字，通过赵家姐妹介绍，于1932年2月在启东烟草公司找了一份糊烟盒的差事，以此作为掩护，在工人中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赵一曼经常出入北市场红梅町一带的工人棚户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工人觉悟，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她揭露“　万宝山事件”的真相，并愤怒地说：“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的铁证。我们要团结起来，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为避免活动多引起敌人注意，发生意外，当年4月省委决定让赵一曼离开烟厂。

　　这种说法从组织程序来说是可信的，但专门到启东烟草公司开展工运，则有存疑之处。据2010年《党史纵横》第4期记载：1927年10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研究沈阳工人运动新形势，就定下奉天兵工厂、奉天纱厂、机车修理厂、英美烟草公司4个主攻方向。而赵一曼单独到烟厂当糊盒工人，势必会影响工运整体。所以，曾担任辽宁省党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张大庸采访孙星五时，孙星五描述赵一曼是以《申报》记者身份进入烟厂，并开展工运的说法，则符合当时的工运形势需要。

　　孙星五是当年奉天特委宣传部副部长，从10岁开始就在烟厂当童工。据其介绍，赵一曼到沈阳是他给安排的住处。孙星五在回忆中介绍：1932年2月下旬，赵一曼从上海来到奉天，化装成上海《申报》记者，并持有记者证，利用这个身份进行合法活动。一天，她对孙星五说：“我得到烟厂车间看看工人是怎么做工的。”于是，孙星五把《申报》记者要来烟厂采访的消息以工会负责人身份转告给了厂方。厂方很重视，特派厂主管行政的副厂长接待赵一曼，陪同参观车间、工人饭堂。厂行政主管非常小心，恭恭敬敬地对赵一曼的提问进行回答，很怕《申报》曝光烟厂的坏事。

　　次日，孙星五被请到南市场赵一曼的住处，共同研究今后的斗争方向。赵一曼说：“我一进烟厂车间，烟味呛得我呼吸很困难，眼睛流泪，经常（在那里）工作的工人怎么能不得病呢？！”孙星五说：“多少年来工人们就这么混，厂子没给一点待遇。”“咱们从这个恶劣环境下手，争取改善工人的做工条件。”赵一曼说。

　　赵一曼接着说：“我们提出改善做工环境是合理合法的，不牵扯什么政治，是一种经济斗争，（这）在西方每年都发生无数次，一般政府不管这种事。”孙星五晚上立刻到家属宿舍进行串联，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同厂子斗一斗了。随后，党支部和工会研究了一个合理办法，工人以哮喘病为由请假去看病，都说胸闷、呼吸困难做不了工。

　　3月下旬，卷烟包装车间陆续有工人请假看病，且日渐增多，致使卷烟工和包装工严重缺员，烟厂损失很大，厂方赶忙请来工会进行调解。孙星五于是代表工人提出要求改善生产条件，厂方也意识到这是一种软性罢工，持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决定在车间安装大型排风装置，工人每天补助1角钱保健费，夜班发1张免费饭卡，重点岗位配发口罩和眼镜。

　　此后，在孙星五的联系和接应下，赵一曼先后来到进步工人、家属中开展工作。她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向工人、家属宣传日本侵略者在奉天的种种暴行，号召人们进行抗日活动。赵一曼还帮助工人学习礼仪和算账，工人们都称她“赵姐”。

　　当时的烟厂大量雇佣童工，这些童工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不仅工资待遇十分低，而且经常受到监工打骂。在赵一曼的领导下，工人要求减轻童工的劳动定额，保证童工的身体健康。他们采取了巧妙的斗争方法，通过关系在报道发出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迫于厂内工人和外界社会的共同压力，烟厂老板怕事情闹大，减轻了童工的劳动定额。通过这件事，厂内的工人大受鼓舞，工人运动得到开展。

　　为了进一步开展抗日斗争，赵一曼组织了“足球俱乐部”，表面上是进行体育活动，实际上为抗日活动做掩护，团结发展工人运动的骨干。为团结女工进行斗争，赵一曼还派一个叫李妹的共产党员组织了“姐妹团”，女工之间互相帮助团结起来。

　　之所以说孙星五的这段回忆可信度高，是因为当时在《盛京时报》发表了一篇《烟厂童工生活剪影》的报道，而赵一曼借用《申报》记者身份去安排报道事宜是非常恰当和方便的，所以可作为第二种说法正确的佐证。

　　张大庸采访孙星五时，孙星五已有80高龄，有些细节难免会有存疑之处。据孙星五回忆：1932年4月，据可靠情报，烟厂正在赶制一批高级香烟，是给关东军司令部特制的，提供给日本关东军一些高级军官。赵一曼指示“反日小组”成员，暗地里给这些香烟上洒水，结果很快就发霉长毛了。李妹领导的“姐妹团”还在包装香烟时放进一批写有反日口号的纸条。对此，关东军非常气愤，日本特务加强了对卷烟厂的监视。

　　赵一曼的另一个行动也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当时赵一曼组织“反日小组”成员在市区内散发反日传单，一些传单直接投到邮筒中，另一些利用黑夜散发，传单上写着：“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日本人滚出东北”等。这几件事之后，日本特务不但密切关注厂内的工人运动情况，并加强了对工厂的管理。为保护党员和群众，党组织将李妹等党员调走。后来，党组织也在1932年4月末将赵一曼调往哈尔滨任总工会党团书记。

　　之所以有存疑之处，是因为启东烟草公司是英国人所办，非日本人所办，在英国人开办的烟厂中进行反日斗争，似乎有些牵强。之前的一些工运，赵一曼自己也说属于“经济斗争”，并不是“政治斗争”，这样在英国人开办的烟厂开展工运，才符合逻辑。不过启东烟草公司的确被日本人接管过，那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事，在奉天启东烟草公司备忘录中有明确记载。况且，为关东军司令部特制香烟，属于政治任务，而非经济任务。这样的政治任务，日本人自然会首选与启东烟草公司隔窗相望的日本官方烟厂——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又岂会将带有政治色彩的任务交给英国人开办的烟厂呢？假使是启东烟草公司制作这批特供烟，以当时启东烟草公司这样的最大型卷烟生产企业，也会有严密的质量检查系统，往香烟上洒水，并在香烟包装中放反日口号纸条，是很难出厂的。尤其是特供烟，出厂检查将会十分严密，绝无实施可能。

　　孙星五以80岁的高龄回忆20多岁时的事情，是非常有可能把时间和人物混淆的。从事件描述来看，很可能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接管启东烟草公司后混乱时期的事情。事件的确应该会发生在启东烟草公司，只不过应该是在日本人接管后的满洲烟草株式会社时期，但这已经是赵一曼牺牲之后的事情。

　　赵一曼离开沈阳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2014年7月17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日本战犯大野泰治的侵华罪行自供档案。据大野泰治1954年11月笔供，1936年2月12日，在珠河县公署，从讨伐刚回来的警察队接收了两名女人，其中一名就是赵一曼。大野泰治“用手握或用鞭刺她的手腕弹伤，就共产党的组织和联络关系进行了将近两小时的拷问”。1936年8月，赵一曼英勇牺牲，年仅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