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过后，阳光灿烂，小区漫步。近前空地上纷纷支起了竹竿，被褥、床单、枕套等摊在上面，暖暖地晒在太阳底下。两个小男孩嘻嘻哈哈，皱紧了眉毛眯缝了眼，小手拿着一支细香正冒着袅袅青烟，还不忘捂紧两只耳朵。他们猛然一跳，倒把一旁过路的我吓了一大跳，还以为两个小屁孩，正倒腾点燃的是“二踢脚”或“大地雷”等大炮仗，行将震耳欲聋炸响。然而只听“啪”的一声，真是虚惊一场，极像我们儿时说的放屁虫在叫。即便是这么小声小气的一响，淡淡的火药香还是轻轻飘来，令人感到，竟是一股新年脚步临近的味道。看到眼前嬉笑玩耍的小孩，又不禁让我回想起自己孩提时代，盼过年，想过年，欢欢喜喜过大年，那“旧时年味心上衣”的一幕幕。

　　雪花豆

　　如果说，我们的孩提时代不幸撞上了缺吃少穿的年代，那么，有幸的是，也正是物质的匮乏，从而激发了我们的父母极尽智慧的创造力。自造雪花豆，便是以我父亲为主创人员的先期作品。

　　那时家家户户都说，再没吃没喝，但过年不能缺吃少喝；特别有条件的，还要给娃儿们置办一身新衣裳。因为连过年都不尽力置办吃穿的话，那可不是穷一时半会，而是要穷一年！

　　记得那年，父亲三十多岁恰是一枝花的年龄，靠读书走出大山的他，在农场算得上小有文化的人了，于是难能可贵的便有了出差的机会。有一次，他居然还去了大上海，并带回来了一包如雪一样洁白的雪花豆。

　　这雪花豆真是太好吃了，比我之前生病到医务所打针，父亲靠熟人关系，偶尔才能弄到的打虫药宝塔糖好吃多了。那白花花的雪花豆，放在嘴里凉凉的、甜甜的，如雪一般慢慢融化。我们实在舍不得把这样的美味瞬间就送进胃肠里去搅拌，而是尽量延长、延长，让每一个味蕾都细细品尝；及至甜味舔尽散去，才轻轻蠕动小嘴，把那粒“雪藏”的豆儿咬开，于是小嘴里便溢满了豆香。

　　再怎么舍不得吃的雪花豆，总经不住小嘴的咀嚼，一包雪花豆不到半顿饭的功夫，便被我们四兄妹一扫而光，徒留下雪花豆香甜可口的记忆了。

　　转眼大半年过去临近过年，当父亲提议要为我们做雪花豆时，作为老崽子的我兴高采烈叫得最欢。当然，我们并不知道，父母之所以这样动议，完全是出于无奈之下的急中生智。说是那一年因为花生紧缺，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年货没有像往年一样分发花生糖，所以就补偿性地发了些黑豆和白糖。而更令包括奶奶在内的一家老小七个人，未曾想到的是，我们自造雪花豆，其难度决不亚于现在的神九神十上天。

　　现在想来，当年父亲领着母亲为何胆敢去做高难度的雪花豆？更多是因为那份对子女极尽的父爱母爱，令他们勇气可嘉吧。

　　那天吃罢晚饭，昏黄的灯光下，煤球炉没有像以往一样熄火，而是炉火纯青映红了厨房，晶莹剔透的白砂糖如雪一样覆盖了锅底，随着温度升高，渐渐熔化出一条小溪，及至后来熬成了一锅稠稠的糖水。虽然没有一点自造雪花豆的经验，但难得下厨房的父亲却围起了围裙，很像个大厨，勇敢便是他最大的指仗。而围着锅台转了半辈子的母亲，更像个学徒工在一旁打着下手。之前，被母亲炒得咧开了口子的黑豆，香气早已弥漫了拥挤了七口人、前后三间房不足五十平米的家。“咕嘟、咕嘟”稠稠的糖水被烧开了，开始往上冒气泡了，“哗啦啦”半脸盆黑豆倒下去，锅里便堆起了小山。看着父亲手拿锅铲如和泥浆一样搅拌着，眼含希望，喜形于色，我便乐颠颠在厨房和卧室之间跑来窜去，猴急得仿佛白花花的雪花豆就捧在了手上，舔舐饱餐可口不已。

　　终于等到父亲如释重负的说了声“好了”，我便急不可耐的伸出小手探入滚烫的锅内抓了一把，一口包下烫得小嘴呲牙咧嘴，“妈呀”，这哪是什么雪花豆？苦焦枯涩比豆腐渣还不如！见我像吃了黄连一样一脸苦相，一生严肃的父亲露出了尴尬的“笑容”，满怀歉意的自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之后便像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子一样，把那炒得黑如焦炭的雪花豆摊在手上，不知如何是好。让一旁无比惋惜的母亲和奶奶也无以为计，一锅雪花豆炒成了一堆黑石子！

　　后来，那一年的雪花豆做成了黑花豆，成了我们家历久弥香的年味佳话。当然，即便那时满锅糖水煮成了一锅苦水，也不妨碍我们全家过年的欢乐气氛，因为父母长辈们的爱，早已经甘甜了我们幼小的心灵了。

　　还有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父亲有了那次自造雪花豆的败笔履历，为后来我们家自己做花生糖、芝麻糖、冻米糖等蓄积了宝贵的经验。很多年来，我们家过年吃的上述糕点，都是出自我父母之手。要问好不好吃，那就是天下最香甜的美味！父母对子女之爱很甜、很甜，让我们甜彻舌尖直抵心扉！

　　“新鲜衣”

　　母亲的手很灵巧，那是天下最美的巧手之一。不仅工作能力突出，当过妇女主任，作过车间主任，而且下得厨房做得一手好菜，退休后被啤酒厂聘为大厨，还有一手堪称完美的针线活。

　　母亲年轻的时候，不但无师自通绣鸳鸯，绣荷花，做枕套，钩窗帘，而且自学成才设计服装做衣服，做鞋子。我们一家老小包括十余年前过世的奶奶七口人，那时身上穿的，脚上蹬的都是出自我母亲的精工制作。如今，母亲七十多岁了，人到中年的我，还依旧喜欢穿母亲缝制的大裤衩。

　　然而儿时的我，却为母亲替我量身定做的一件“新鲜衣”所烦恼。这可是一件几乎花去我们全家一年布票，母亲经历了数月连续的熬夜，才得以成就的第一件童装大衣，同时赶在过年前的腊月里穿在了我的身上。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想这是上世纪1970年代初，家家户户给孩子们添置衣服的真实写照。倘若做了一件新衣服，首先是给老大穿，老大穿小了，于是传给老二穿；老二也穿小了，就给老三穿；老三穿小了、磨破了，再缝补好了传给老四穿……所以一件衣服从新穿到旧，时光尽可以延续十余年之久，甚至在小孩众多的家庭还会更长。

　　之所以打破常规，为我这个家里四兄妹中最小的老崽子“喂独食”——格外做件新大衣，完全是怕我这病秧子感冒，才不惜几乎花尽全家一年的布票和不菲的钞票而为之。因为我之前四岁多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医生再三嘱咐千万注意不要感冒发烧，所以我的父母也是竭尽所能，从那个夏天就开始筹划，为“多享关爱，更受宠爱”的我，想方设法也要做一件齐膝的大衣。

　　这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回想起来，当时母亲大致将工程分成了内衬、夹层和罩衣缝制三大阶段，然后按照先夹层，后罩衣，再内衬的倒装顺序施工。简直就像在做三件衣服一样，而工序更为发杂，工期更长。

　　我不知道从未做过棉袄，更别说童装大衣的母亲，起初是如何谋篇布局构思、设计我这件新大衣的，但我感觉，母亲简直就是一个极富造诣的“天裁”。因为那时左邻右舍根本找不到一件童装大衣可供打样，也许心灵就是最最美好的设计师，母亲带着全家人对我的关爱，用心点燃了自己所有的设计灵感。

　　先从夹层启动的大衣工程正是火热的夏天，母亲收集了家里所有的旧衣碎布，洗净晒干，然后用家里那口敦实的做饭用的鼎罐，熬出一大锅比牛奶还稠的米汤，然后把床板洗得干干净净竖在家门口当阳处，用布条稠稠地刷上米汤，把那张犹如粗布蚊帐的衬底布平展地贴上去，再细细地涂上一层米汤，黏上一块块很不规则的布条。当母亲腰酸背痛贴完所有布条时，整整一大块床板彷如万国旗竖在了我们家门口。

　　太阳渐落西山，夕阳烧红了半边天，看着门板上花花绿绿的贴满了布条，隔壁邻居小女孩小春子还纳闷地向我汇报：冬冬哥，你们家尿布贴在门板上了？气得我眼睛鼓得圆圆训这小妮子，你们家锅盖还顶在头上呢？我像个专家样告诉她，这是在做百衲衣的鞋垫子！

　　母亲回来，我还特意把这事告诉了她。母亲一听高兴的笑了，小孩子可不好说百衲衣，和尚才穿百衲衣，我这是要给你做新大衣。听到要给我做大衣，我顿时喜笑颜开。在小朋友当中，能够穿上新棉袄已是稀罕，而母亲竟然要给我做一件崭新的大衣，那可是天大的喜事。

　　转眼秋风起舞，大片的梧桐树叶由绿转黄，及至晒成干枯的褐色纷飞飘零，秋天越过炎炎夏日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洗洗抹抹伺弄完一家老小的吃喝后，便就着昏黄的灯光，开始着手帮我做大衣了。母亲是“天裁”，仅仅靠一根皮尺和一把直尺，再加上从后山上挖来的观音土作粉笔，就开始了她那只有腹稿的大衣裁剪。做夹层的时候，我和哥哥的床便临时支起了母亲的工作台。一缕缕洁白的棉花堆雪般，厚而均匀地铺在了百纳布上，再加上一针一线的相对固定，一件酷似超长羊毛背心的、大衣夹层的雏形已然眼前。接下来的内衬和罩衣，几乎是同时下料裁剪的。稍薄的内衬里子布和较厚的罩衣布铺在工作台上，那时只在外国电影中看过电熨斗，而我们家所在的三、四千人的农场，根本没有哪家会有这洋货。但这难不倒我的母亲，土法上马一样可以把面布展平。那只母亲荣获先进工作者发的搪瓷大茶缸派上了大用场，满满地灌上一大杯开水，母亲端在手上一遍又一遍把棉布抹得既平整又光滑。

　　更传神的是，母亲把那根白皮尺软软的搭在肩上，左手直尺，右手捏块橙黄的观音土，在平展的棉布上走线钩角。看着母亲全神贯注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既像设计师，更像艺术大师。一双巧手和美妙的心灵融会贯通在一起，熬到深更半夜，还在为我缝衣裳。

　　虽然当时我还是懵懂顽童，纵然自小罹患心脏病，但我享受的无疑是人间最珍贵、最醇厚的母爱，童年最是幸福莫如我！

　　在我们当地第一场大雪来临之前，那件簇新的棉大衣终于完工了。母亲还用烧得通红的自制烙铁包上湿毛巾，把大衣熨得平平整整，暖暖地穿在了我身上。

　　在众多留着哈喇子的小朋友面前，穿了新大衣的我这一亮相，嘚瑟得左邻右舍的小朋友，把我围了个团团转，令众人投来艳羡的目光。

　　然而天地之大从来就不缺扫兴的人，之前说尿布的小春子又来了句“新鲜”，顿时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小朋友都减色三分。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