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从中学毕业后，就离开东北老家到了部队上了军校，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

图为我父亲1965年的照片

图为我1981年回西安探家与父母在西安钟楼合影

图为父亲1980年到部队探望我与战友们在银川南门合影，右数三为我

图为1980年新兵的我

图为1981年我获得神枪手留影

　　我们姊妹四个是随父亲在部队长大的，也许父亲是军人，他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尤其是我，因太顽皮没少挨父亲的打，加之自己学习又不努力，时常老师到家里家访，等老师走了挨打是避免不了的。父亲有个习惯，每到星期天他都要检查我们的作业，他是学理科的，数理化特别好。发现问题他不指出来，出几道题来考你，哥哥、弟弟是很快交卷出去玩去了，而我那，被难题憋得一身的汗，到头来是父亲的一顿揍。因此，我们几个孩子都怕父亲，直到今天各自都有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还是怕他，包括我们的孩子在内，没谁敢和他顶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调往西安的解放军有线电技术学校（现在为：西安通信学院）。八十年代初，是我入伍的第一年，我们一起去的，一个部队大院的孩子，不久都被其父亲通过关系调走了，学技术的学技术，到机关的到机关，惟独我还是自然地按部队的分配在基层连队，为此，母亲没少在父亲面前流泪。父亲以为，孩子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吃饭，该怎样锻炼就怎样锻炼，这对今后有好处。

　　当时，我们连被宁夏军区借调到银川郊区农场种地。刚满十七岁的我，根本谈不上什么体力，穿上军服就不分是不是孩子了，每天和其他战友一样，扛着锄头干农活，除草、施肥、冬灌、喂猪、喂鸡什么都干。从部队长大的我，从未接触过锄头、铁锨、镐头，有时甚至连庄稼的苗子都认不清，不知哪个该除，哪个又不该除，时常遭到班长的训斥，在班务会上做检查。

　　时间长了，慢慢地搞明白了，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庄稼兵”。每天的劳动累得躺下就睡，也顾不上想家。只是每个礼拜准时接到父亲的来信，每周一封家书，这在我们连我创造了第一，令战友们羡慕不已。漫长的服役期，让人根本就不曾想什么时候能回家，也从不想父母或者谁来部队看我。

　　六月的一天早晨，连里刚开饭，我刚刚拿起碗正准备吃，文书趴在我耳朵边悄悄地对我说：“你爸来了！”文书是与我一同入伍的，平时经常在一块开玩笑，我把此话没当回事，便顺口回道：“行了！少懵人，又来骗人来了，赶紧吃饭去！”文书一脸严肃地说：“是连长命令我来叫你的，赶快到连部去，这回真的没开玩笑！”我与文书的对话被班长听见了，班长对我说：“快去看看吧！”我半信半疑地往连部跑。　　

　　我们连部中间是一个会议室，连长和指导员在左边办公代宿舍，副连长副指导员在右边。打了报告推开会议室的门，连长说：“你爸来了！”父亲同时从连长的房子出来，我此时不知怎样和父亲打招呼，看着严厉的父亲，我是手忙脚乱，突然间，我看见了父亲上衣的四个兜，（当时部队没有实行军衔制，士兵与军官的区分，只是在上衣口袋上有区别，军官上衣是四个兜，士兵上衣只有上边两个兜）我立刻两腿并拢，直愣愣地立正，给父亲敬了个军礼，父亲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措手不及，赶紧给我回了个礼，站在一旁的连长眼睛瞪得很大，看着我们父子俩慌乱又好笑的样子。

　　一年，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的连长，从银川到西安出差，席间，他提到我给我父亲敬礼的情景时，感怀道：“当时我感觉你的举动很搞笑，我真没想到你会用此礼节来迎接你父亲，但是，过后我们几个连里干部，说到此事时，我们为之而感动，我们是应给父亲好好地敬个军礼，因为军礼是军人的最高礼节，也是最神圣的礼节，父亲授此礼是当之无愧的。”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父亲转业到了陕西省劳改局工作（现在为：陕西省监狱管理局），脱了军装又穿上了警服，我们出门进门见的不是军人，变成了警察，父亲更是严厉无比。

　　有着严格的家规，让我们姊妹们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记得一年春节，我和北京回来的大哥回到家属院，看到院子里有人在打麻将，便站在旁边观看，我俩正在看着，就听邻居的叔叔向我喊道：“老二快藏起来，你爸来了！”父亲对当时打麻将很反感，在他看来，打麻将就意味着赌博，赌博不是好事，就不能学不能看，父亲的严厉，在我们家属院是出了名的，因我在我们姊妹中排行第二，院子的人就习惯地称我为老二。我和大哥赶快就往家跑，父亲进了门沉着脸问道：“院子里在打麻将你们俩没看吧？”我和大哥直摇头。

　　严厉的家规，使我们姊妹们少许了挫折，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和作风，使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得以发挥和发展，以至于这些好的习惯，好的作风，在我们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时，也贯穿其中，留有父亲的影子。

　　时代在变，不变的是做人的品格，做人的基本，优良的传统不退色，不过时，是我们一生的路线，一世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