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烟壶最初是用来承装鼻烟的容器，随着人们对鼻烟的喜爱而兴盛发展，后演变为具有社交意义的工艺品，甚至用来做夸富斗有之用。鼻烟壶是玉石、瓷器，料器、漆器、珐琅、金属、牙角和绘画、书法、雕刻、镶嵌等工艺相结合的艺术品，气质高雅，造型精巧的鼻烟壶是清朝工艺美术的缩影。自问世以来，就成为海内外收藏者争相追逐的宠儿。至今，在欧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还有鼻烟壶协会，对鼻烟壶的交流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鼻烟在明代晚期从欧洲传入我国，当时相传具有药用价值，由于价格昂贵，又因宫廷大臣的反对，所以开始并未广泛流行。康熙即位时，在与欧洲传教士的交流中，对鼻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皇宫大臣之间开始了鼻烟的流行。此时国外用鼻烟盒和鼻烟瓶盛放鼻烟，使用极为不便，国内一般使用药瓶储存，样式又不美观，于是清宫造办厂开始设计制造专门的鼻烟壶。著名学士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曾有如下记载：“近京师又有制为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璃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皆内府制造，民间亦或仿而为之，终不及。”由此可以看出，最早的鼻烟壶是玻璃质地的，由宫廷内府设计制造，民间艺人也仿照其样式制作，由此掀起了鼻烟壶的流行。

　　清廷的养心殿造办处成立于顺治年间，康熙时又有扩大，下设十四个作坊，是专供生产皇家御用器物的手工艺工场。御制鼻烟壶一般是由此处生产。造办处集中了一批造诣很高的宫廷画家和工艺师负责设计、制作鼻烟壶，其物质和技术力量雄厚，所生产的鼻烟壶质量是可以想象的。清圣祖康熙非常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艺术，曾邀请多位西洋匠师担任造办处下属作坊的匠役长，还聘请西洋艺术家在宫廷任职，教授西画。这些做法对促进东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体现在鼻烟壶的制作上。在清宫造办处创烧铜胎画珐琅鼻烟壶之前，画珐琅鼻烟盒的制作已在欧洲流行多时。应康熙的邀请，1713年法国珐琅艺术家格雷弗雷来到北京担任造办处珐琅作匠役长，当时生产的许多风格华丽、彩绘精巧的画珐琅鼻烟壶至今仍是罕见的精品。康熙时期虽然开始制造鼻烟壶，但生产数量有限，以料器和瓷器为主，珐琅鼻烟壶极为珍贵，传世数量不多。雍正即位时，对鼻烟壶的制造更为积极，制造时使用的材质和装饰题材更加丰富，样式也更多。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参与下， 形成自身特有的风格和造型，艺术上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乾隆时期鼻烟壶的生产进入全盛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乾隆是一个热爱艺术的皇帝，他即位时天下太平，物阜民丰，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的高峰。同时，乾隆还是位鼻烟壶鉴赏家，在他的推动下，鼻烟壶的种类大大增加，瓷器、料器、珐琅、玉石、象牙、犀牛角、琥珀、珊瑚、玛瑙、翡翠、水晶、竹根、匏器、雕漆等各类材料无所不用。由于乾隆自己的爱好和各级官员的奉迎，此时鼻烟壶在数量上空前绝后，样式无奇不有，风格镂奇错彩，鼻烟壶的制作艺术在此时达到顶峰。

　　除了宫廷鼻烟壶工场外，民间的鼻烟壶制造也在繁荣发展。广州作为当时对外贸易的港口城市，在与外国商人的交流过程中，鼻烟壶的工艺和制作也趋于繁荣。一是广州有大量外来鼻烟盒可以借鉴；二是广东抽烟和吸闻鼻烟甚为流行；三是广东手工艺丰富多彩，技艺高超，促进了鼻烟壶艺术的发展。各种玳瑁、砗磲鼻烟壶就是广州特有的产品，各类竹雕、木雕、根雕鼻烟壶也是广州的特色产品。对外贸易的繁荣还促进了广州外销瓷鼻烟壶和画珐琅鼻烟壶的发展。为了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他们广泛的借鉴国外商船带来的铜版画、绘画、印刷品、摄影照片等，对外来文化的融合更加迅速和紧密，很多鼻烟壶的造型就是借鉴了欧洲金属器物的样式。在广州，画珐琅器的制造比造办厂还要早两年时间，也是因为广州商人更早的接触到法国的珐琅器并进行模仿外销的原因。博山的料（玻璃）鼻烟壶，特别是清末迅速发展起来的内画壶，都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清朝时博山料器的产量居全国之首，各种颜色、各种工艺的产品琳琅满目。博山优秀的工匠师进入造办厂当工匠，促进了料鼻烟壶的发展。在全国还有很多制造特色鼻烟壶的地区，如内蒙的银质鼻烟壶、景德镇的瓷鼻烟壶等，都为鼻烟壶的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乾隆以后鼻烟壶的艺术发展和制作工艺开始衰落，制造数量虽然有所增多，但许多工艺失传，无法复制康、雍、乾三代的盛况。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在清朝末年新发展起的内画壶，开创了鼻烟壶艺术新的形式。这是一种集书法、绘画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品，用特制的毛笔由壶内书写或绘画，非常精美佳妙，符合古代文人的情趣。这种烟壶只能赏玩，如盛鼻烟会使颜色脱落。除此再无可与前三代相媲美的。至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卷烟的流行加上吸鼻烟的社交作用减弱消失，鼻烟壶的制作日渐衰退。如今，精美的鼻烟壶成为了收藏家收藏品鉴的精美艺术品，已没有了原来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