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4日，我住院作胆切除手术，在上手术台之前我问大夫：“胆切除以后应注意什么？”大夫答复很干脆：“戒烟！少吃油腻东西。”于是我一横心，将随身带的半包烟连同打火机一块扔进垃圾筒里，决心“改邪归正”，不再吸烟。从此至今，我这有着60多年“烟龄”的人，没再吸一支烟。

　　有人说：“老方能把烟戒了，是被医生吓的。”表面看似乎是这样，其实不然。准确地说，我从开始吸烟到几次戒烟失败，再到这次戒烟成功，与社会舆论和现实生活氛围的影响有宻切关系。

　　在我的家乡山东农村，男孩们七八岁就开始吸“耍烟”。那时我和其他小同伴一样，上山拣些橡子壳儿，钻个眼儿，挿上一段空心麦杆，做成小烟袋，吸完一扔，再吸再做，就是吸着玩。到十五六岁时，烟袋、烟荷包、灰葫芦、火镰等烟具便一应俱全了。对于这种现象，大人们熟视无睹。他们不仅不反对，反而给以默许和支持。说什么“吸烟的人在野外睡觉时，长虫闻到烟味，不敢往嘴里钻。”正是在这种习俗和舆论影响下，农村吸烟的人就比较多。

　　在部队，不管干部还是战士，一切行为都有严格的条令约束，但是那时对于吸烟还没有严格的限制。这样，我和不少吸烟的战友一样，吸烟的频率不仅未得到控制，反而染上许多毛病。如开班务会时，不吸烟便无话可说；大便时必须吸烟，无论“情况”多么紧急，先得把烟点上。另外还给吸烟编排了些对作战的“益处”。一次看苏联电影，其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两位红军士兵在烟火缭绕的堑壕里，一面怒视着即将冲上来的敌坦克，一面轮换着大口大口吸一支烟，然后扔掉烟蒂，抱着手雷，跃出阵地，与敌人同归于尽。这，被解释为“吸烟可以提神，紧急关头能增加人的勇气”。

　　我头一次戒烟是在转业以后。当时患了慢性气管炎，一吸烟就感到嗓子眼发痒，有痰咳不出。再加上是在“北大荒”过第一个冬天，气候不适应，吸完烟便咳嗽不止、流眼泪。于是在医生的劝导和强制下，暂时把烟戒了。烟一戒，马上产生了好的效果：嗓子不痒也不咳了，喘口气都觉得舒畅，这才下决心，彻底戒烟！我的这一选择，得到医生和一些同志们的赞扬，同时也招致另一种声音和个别人的鼓噪与引诱：

　　“什么吸烟有害！别一听兔子叫就不敢种豆子。有害国家还建烟厂干什么！”

　　“过去那么困难都没想戒烟，现在倒来劲儿了，净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