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次文人聚会上遇到一位教授，他走过来向我们几个烟民说：我知道我出现会让你们扫兴，我是著名的禁烟活动家，多次上书中央领导人宣传禁烟。你们文人，写文章不抽烟怕没有灵感，其实，不吸烟也能写出好文章。后来，我看到这位教授写的文章，还有诗，我知道抽烟也无法再赋予他任何灵感。

　　多年前，我就听人说，吸烟是野蛮人的行为，欧洲是文明的地方，吸烟者很受歧视。后来，我去了戴高尔机场，吸烟区是开放式的，像一个下沉庭院，进去之后发现天花板更高了，足有20米，烟雾缭绕着上升，可不像首都机场里的吸烟室那么憋屈。在法国坐火车，对面一男子看一本大厚书，懂法语的同伴告诉我，那是《希腊城邦史》，那男子燃起一支烟，让我对法国的文明程度有了更高的认识。后来又听说，欧洲国家越来越反对吸烟，公共场合都禁止抽烟了，包括戴高乐机场。2007年6月，我们到慕尼黑机场转机，刚下飞机，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烟灰桶，显然是为了长途飞行下来憋坏了的人准备的，我们一边抽烟，一边感叹：什么叫人性化呀！

　　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很像是上海或香港，来来往往都是华人。我在吸烟室里听两个小伙子正盘算怎么倒腾二手车，忽然进来一个美女，华人，穿黑外套，里面是白色背心，胸部很好看，她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全吸烟室里的男人都把自己的打火机递过去，但她安静地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燃了香烟，安静地吸烟，离开，留给我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不过，这是在加拿大吸烟的最佳记忆，这里有屋顶处不能抽烟。陪同我们的导游是一位户外运动专家，热爱大自然。我在加拿大的高山峻岭里抽烟，要掸一下烟灰，他会把手伸过来，让我掸在他手上，我甚至可以在他手上掐灭一个烟头。我怀疑他是绿党分子。这样一来，我就不好意思抽烟了。后来我准备了烟丝和烟斗，以后再遇见这样的人，我就抽一锅烟丝，不用掸烟灰，一锅能抽半小时。

　　加拿大禁烟，香港也禁烟，今年，英国也最终通过法令，带屋顶的地方不能抽烟。我不了解英国法令的制定过程，但英国政府花了很多的广告费宣传他们的禁烟措施。等我从德国回来，听说德国也正酝酿更严格的禁烟法案。

　　1922年的某一天，郭沫若还是一个穷苦的留日学生，他在福冈转悠，从兜里摸出8个铜板儿买了一盒烟，待在街角吸烟，感叹：“中日两国互相轻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无法医治呢。”我穿越时空相问：“郭老何来此叹呢？”郭老把半截烟屁扔到地上，说：“日本人爱干净，并且把这当作西洋既无，东洋亦无的国民特质，其实日本的城镇也不是那么干净，街道一下雨就成了烂泥塘。”

　　多年之后我站在帝国饭店门口抽烟，发现地上很干净，周围更没有垃圾桶烟灰缸，门童和我打招呼，将我引领到饭店里面的一个吸烟区。后来得到消息说，东京的大街上不能抽烟了。出租车里也不能抽烟了，一个东京出租车司机说：“好多人打车，就是为了能在车里抽一支烟，现在这个禁烟法令让我们的生意不好做了。”

　　3年前，有日本出租车司机打官司，说“二手烟有损健康，国家怠慢了推行车内禁烟的措施”要求国家赔偿。东京地方法院否定了该索求，但以此为契机，推动了日本社会的禁烟意识。北京的出租车为了迎接奥运会，早就规定不许在车里抽烟，这规定怎么出台的？没人征询过我的意见，所以我只能关心外国的立法。比如，德国议会有人提出，德国的高速公路应该限速，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20公里。我对此提案就非常有意见，果然，德国议会里就有人反驳，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是德国高品质汽车工业的象征，我们生产的汽车操控性好，大家开车又讲规矩，即便是大卡车也能以90公里的时速巡航，限速是没道理的。我觉得这位德国议员就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关于日本街道上的禁烟令，有人分析，一个成人在大街上抽烟，他拿烟的手自然不会总放在嘴边，手一垂下，这个动作加上风的作用力，就会让烟灰飞散，这个高度正是一个儿童的身高，于是，烟灰就会飞到小朋友的眼睛里。我们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所以就要在大街上禁烟。这番分析说得我心服口服。早就在一些文化分析的书上看到，说日本人如何讲究集体主义，如何顾及他人。号召我们向日本学习就是叫我们学习怎么当一个顺民。比如日本政府一说现在能源紧张，号召要节约用汽油，第二天日本汽油用量就减少25%。要大家都学成那样，统治和管理起来就容易多了。要我看，现在的日本禁烟法令，其根源是一千多年前的圣德宪法，那时候的《圣德宪法》第一条就说了，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是“和谐”，每个人都要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以求一个全社会看来都合理如意的结论；第二条又说要宣传佛教，大家都要学佛法，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在瑞士的时候，我和一女士坐火车去英特拉肯看少女峰，火车上没有吸烟车厢。这位女士告诉我，就是这一两年，取消了吸烟车厢。这一措施经过了瑞士的全民公决，只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在苏黎世，我和《中瑞经济通讯》的一位叫苏珊的编辑吃饭，很快我发现，她抽烟抽得很勤，于是向她询问，欧洲不少地方都“No Smoking”了，瑞士会不会限制抽烟，她很愤怒地说：别扯淡了，我可不想生活在那样的国家。

　　幸福的是，她生活在最民主的瑞士，代议制都没戏，想弄两个议员弄两个提案就禁烟可不行，只要征集到10万人签名，任何一个瑞士人就可以提出修改宪法。公民在任何一个法令、法案宣布之后3个月之内，征集到5万个签名就可要求对该法案进行公民投票，这叫“选择性复决”。

　　在瑞士待了10天回来，飞机上睡了一觉，睁眼看见北京的天空时还是吓了一跳，真脏呀！落地之后，翻看这10天漏下的新闻，《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叫“中国的污染已经到了极限”，先不管山西农民的死活，我看看北京的数字，按照欧盟的标准，微粒含量1立方米在40毫克以上的空气都是不安全的，美国的标准是50毫克，按照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6年北京空气的微粒含量是141毫克。在世界上所有首都中，只有开罗的空气比北京更糟糕。转载这篇报道的博客主人提供了参考数据，微粒含量每上升10微克，长期肺癌死亡率就上升8%。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只要把微粒从70毫克降至20毫克，就可使肺癌死亡人数减少15%。这位朋友还找到世界银行的资料，2002年，世界上前40个空气最脏的城市，中国占了24个。当时北京的微粒还是99毫克，这几年上升了。《纽约时报》的文章分析说，中国政府想做什么事肯定能做成，想控制污染也一定能成。但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阻碍了政府解决环境问题。

　　瑞士风景秀丽，一位瑞士作家这样描述典型的瑞士人，“抽味道难闻的土烟”，“除了仰慕高山，他天生厌恶一切超过中等水平的东西”，“每到天气睛好的周末，他会从冰箱里取出食物，带上他的收音机，乘火车、汽车，或骑马，有时候是步行，融入大自然。他需要让他的肺腔吸满清新的氧气，欢度良辰美景，感受爱国主义迸发出来的激情。周日晚上，他带着从祖国神圣大地上汲取的热忱回到舒适的家中。他感到自己强壮、自豪、诚实、纯洁。他再次体会到作为瑞士人的荣耀”。

　　我在铁力士山和皮拉图斯山上体会到了这种感受，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抽上一支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