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间隙，冯国桢（右四）经常被学员们围住，对于提出的问题，他有问必答。　甄焕菊供图

如今的靖西烟区焕发勃勃生机。　邢如飞摄

　　烟草在线据《东方烟草报》报道　　

　　有人说，他像夸父，追寻着一个目标不停行走，哪怕奔跑；

　　有人说，他不像夸父，他的目标是一个又一个，达成一个，又会继续前行。

　　同夸父一样，追逐的过程中，他倒下了；同夸父一样，走了之后，他成了一座山。

　　3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退休干部、烟叶分级大师冯国桢与世长辞，告别了他倾注一生心血的烟叶事业，享年87岁。“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烟叶巨匠”“广西烟叶发展的明灯”……悲痛的人们口口相传，共同缅怀这位老人。

　　“我这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儿。”这是冯国桢常说的一句话。中等身材，灰白短发，清瘦的脸庞上，一双目光深邃的眼睛坚毅望着前路，从南到北，足迹遍布中国各大烟区。

　　他走了，但“爷老冯”的名字却刻在了老区的土地上，刻在烟农的心里面……

　　倾情帮扶含深情，有人叫他“爷老冯”（壮语，冯老伯）。

　　三月中旬，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2015年前为靖西县）新甲乡新荣村的烟田里，团棵期的烟叶绿油油，清风徐来，荡起层层“波浪”，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显得生机盎然。过不了多久，就到了采摘烘烤的季节，烟农们将再次收获一季的幸福。

　　这片土地上的烟叶，与冯国桢息息相关；这里乡村的致富故事，是冯国桢和老乡们一起书写的。

　　1992年10月至1994年10月，受中组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委派，冯国桢在广西百色挂职任地区行署科技副专员，推进烟叶种植产业，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3月22日，在自家宽敞明亮的三层小楼里，新荣村村民农桂花跟记者谈起历历往事，眼里满是泪花。

　　1992年，靖西县的烟叶种植刚刚起步，农桂花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第一批烟农。但当时的生产粗放，烟农们往往是把烟种往地里一撒，就撒手不管，收成基本靠天。第二年，因种烟效益低，烟农积极性大大降低。

　　发展烟叶生产，离不开烟农这个主体。冯国桢挨家挨户发动，可老百姓只认“效益”这一个理儿。“亏了算我的”“只要技术到位，植烟保赚钱”，打包票的冯国桢在吃了不少“闭门羹”后依然在坚持，他的执著与真情最终感动了烟农，烟叶种植面积在当年没有大幅下降。

　　“给烟农的保证不是吹牛皮。”冯国桢一有时间就往靖西跑。在烟田里，他查看烟叶长势，脚像扎了根，一沾烟田就不愿挪窝；在烤房旁，他没日没夜指导，脚像踏着轮，一处处地来回跑不停。

　　“烘烤的时候，夜里11点还摸着黑到烤房看温度。”农桂花回忆说，看到烤出来的烟品相极好，冯国桢开心得像个孩子。

　　“总是把别人的事儿当回事儿，这个人错不了。”农桂花成了“冯专员”的“铁杆儿”，烟叶种植规模和收入逐年递增。靠着种烟的收入，1999年，农桂花家盖起了村里人都羡慕的三层小楼，搬出了矮小简陋的小土屋；靠着种烟的收入，农桂花供养两个儿子上学读书。现在，大儿子跑长途，二儿子开饭店，一家人的生活从一穷二白变得富足起来。2005年，表现突出的农桂花还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评为全区劳动模范。

　　与农桂花一样，从“一穷二白”到“生活富足”的还有百色烟区广大烟农。

　　作为广西的主要植烟区，百色的烟叶生产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到了70年代主要集中在与贵州、云南接壤的隆林、田林和西林三个县。虽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三林”烟叶优秀的品质，但单产低、规模小，不足以改变山区农民贫困面貌是当时百色烟区面临的难题。

　　“作为科技副专员，就是要指导烟农科学种烟，发展好烟叶经济，提高种烟效益，让全市烟农得到真实惠。”刚刚上任的冯国桢椅子还没坐热，就踏上了基层调研之路。两个多月的时间，他用双脚丈量了百色8个植烟县的30多个乡镇。

　　当时广西经济发展落后，像样的道路没几条，冯国桢下乡调研，基本上是一路颠簸，“坐吉普车比走路还累”。身边的人回忆，当时从百色城区到隆林县220公里的路，往往要走上十几个小时。最要命的是遇上雨天，道路湿滑，行车危险，不做“山大王”（路上堵车过夜）已算幸运。可这在冯国桢眼里都不叫事儿，他用自己的坚定信念逐步摸清了家底儿，画出了百色的植烟地图。

　　“百色具备丰富的植烟土地资源，气候条件与津巴布韦相似，是烟草种植的绝佳地区，完全具备发展种植优质烤烟的条件。”冯国桢的论断让百色烟区看到了“春天的希望”。

　　积极推进标准化生产，在靖西县新圩乡（2005年更名为新甲乡）古力屯打造烟叶标准化生产示范田，全面提升百色地区标准化种植进程；

　　推广烟叶种植技术，在百色全市举办各层级培训班，将课堂搬到田间，带动当地技术人才成长，做到乡乡有服务站、村村有技术员，为烟农举办学习班100多期，培训1.2万人次；

　　结合当地实际，引进适宜种植的良种，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品质难题；

　　为适应当地两季稻种植习惯，推进埂畦式育苗和小苗膜下移栽，缩短了烟苗缓苗期，延长了烟株生育期，提高了上部叶的成熟度，解决了烟农烟稻轮作抢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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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挂职结束后，冯国桢受聘担任百色地区烤烟生产高级技术顾问，继续到百色“蹲驻”帮扶，一直坚持到2015年。二十多年来，冯国桢沉下身子，一心为百色烟区百姓谋幸福。在他的带动下，百色烟农队伍不断扩大，烟叶收购量一度达到43万担，打造出备受工业企业欢迎、独具特色的“天香”烟叶品牌。

　　多年来，冯国桢养成了一个习惯，不论走到哪儿，手里总抓着一根竹竿，一来用作登高辅助，二来便于度量烟田的行距、垄高。

　　“冯老常说，只有按照标准来，烟叶才能提质、烟农才能增收。”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原烟配方师杨明峰回忆说。只要看到烟叶质量提升、烟农增收，冯国桢就会打心眼儿里高兴，他的喜怒哀乐，随着烟叶、烟农的变化而变化。

　　时任靖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之情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93年，冯国桢到靖西新圩乡巡访。因当地烟叶生产刚刚起步，配套烤房未能按时建好，全乡近千亩成熟烟叶得不到及时采烤。

　　在随后举办的烟农技术培训班上，冯国桢流下了眼泪。他心疼烟叶，更心疼烟农，看着老区人民经济受损，他心里不好受。

　　在冯国桢的推动下，百色地区很快引进了通脊式烤房，逐步完善烟叶生产配套设施，百色烟区年年大变样，农民的脱贫致富路越走越宽。

　　为什么他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他走了，但“冯老拗”的名字却刻在了祖国各大烟区里，刻在烟叶人的行动中……

　　风雨不动安如山，有人叫他“冯老拗”。

　　中国烟草总公司组建初期，全国烟叶生产处于超收超种状态，烟叶质量难以保证。各地为了多争取烟叶税收，在省份交界处打起了“烟叶保卫战”。当时人们笑谈，“一张照片可以拍下三个收购站”“一个桌子一把秤一个篷布就是个收购站”。

　　为整治这种乱象，国家烟草专卖局每年都派出工作组到基层检查。工作组不仅要克服路难行、房难住等困难，还面临着各方面关系的协调。

　　在冯国桢眼里，标准是红线，触碰不得。

　　有的地方为保证税收，专门找到工作组跑关系，冯国桢每次都拒绝。大家都知道，工作组里有个“冯老拗”。而在检查中，冯国桢严格按规矩办事，公平对待每个烟区，时间一长，各方面也都开始理解、支持工作组的工作。

　　烟叶分级工作与其他工作不同，基本靠感官判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冯国桢常说，烟叶产业“一家系三方”，如果只关注行业，会给烟农带来损失，打击烟农种植烟叶的积极性；如果只关注烟农，不按标准收“人情烟”“面子烟”，会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按标准办事，才是调节三方关系的关键。

　　2003年6月，冯国桢在百色市德保县扶平乡的一次收购抽查中，发现烟站有提高标准收购的情况。

　　脸涨得发红的冯国桢立即要求暂停收购，亲自到烟站仓库中取来仿制样品进行核对。“大家都过来一下。”冯国桢平复了一下心情，叫来烟站所有人员开起了“现场会”。

　　“你们这是胡闹！”冯国桢的话掷地有声，“暂停收购，立即整改。”

　　冯国桢事后马上定了条规矩：烟站人员要把仿制样品放置在玻璃橱窗中，统一眼光，每天下班后都要组织收购人员复查，调整眼光，纠正偏差，确保三方利益不受损失。

　　这一要求一直延续到现在，“每天回头看”成了百色全市各烟站的标准动作。

　　在贵州省烟草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