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封红方印”开启徽烟序章

明代，嘉靖十九年至嘉靖三十二年（1540- 1553年）徽州府歙县大谷运商人王直与叶宗满等，曾在广东、福建、浙江一带从事海上贸易，其经营范围就包括了烟草。于此同时，居住在上海嘉定的徽州歙县竹雕大师朱鹤就有竹雕烟筒传世。此外，嘉靖、万历年间正是徽商兴盛时期，正是此时他们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佳话，徽商对烟草这一舶来品不可能不引起关注。后人推测，徽商很有可能是把烟草带入徽州的传播者。

据《安徽省志·烟草志》记载，安徽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开始种植晾晒烟，并迅速向安徽南北各地传播。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的亳州，当地种植的烟叶品种就有"花旗烟""娥眉俏""太平板""歪把子""老来红"等，可惜如今多已失传。

我的一位热爱烟标收藏的朋友，他手中就有一枚最早的“红方印”烟包纸皮——道光元年（1821年）徽州红方印藏品收藏，据他说，这枚藏品的存在可以说是徽州地区烟草生产和消费流行的直接物证了。

“曹义顺”“余德泰”“泰源生”等作为屯溪老街知名的制售烟丝的烟庄，那里长久就存在徽商前店后坊一体化运营模式。民间流传，“徽州贡烟”和“黄山鼻烟”是徽州烟草极富盛名的两张名片。

据方康宁、李茂青等先生考：徽州红方印享誉京城的传说当在1736年后发生，1755年纪晓岚结识徽州学者戴震并聘他为家里的西宾，从此开始了纪晓岚与徽州烟丝的初步接触，而1768年徽州汪满田烟丝获“御封红方印”表彰，可能与纪晓岚的好友汪由敦对汪满田烟丝的大力推荐有关，因为当时民间流传有汪由敦和纪晓岚和诗一首的传说：物华徽州草亦宝，清香一缕胸中绕。心旷神怡赛似仙，云里雾里乐逍遥。纪晓岚在和汪由敦和诗以后，兴犹为绝，称道：“尝遍南北，无如徽之烟草。”

这些与收藏界广泛流传的“精制露叶顶贡”“精制改良顶贡”“露叶贡丝”等红方印藏品相互印证，好似冰山的一角，从历史的罅隙里折射出徽州烟草曾有过的辉煌。徽州本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培育优质烟叶原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而当时，徽州本地工商业的发展则主要依靠徽商罢业荣归后对桑梓的反哺。

以上，是明清时期乃至民国初期，烟草在安徽生产、销售过程中所留下的部分历史记载和传奇经历。

不过，这仅仅只能作为“百年徽烟”大历史叙事的一个序章部分，因为那时的烟草制品主要还是制作比较简易的烟丝形式，同时，最浓墨重彩的地域主要在南部徽州地域。随着现代卷烟科技的进步，安徽烟草随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逐渐兴起而开启新的篇章，自北向南全面开花。据烟草史料记载，1923年，宿松、歙县、枞阳、桐城、绩溪等地的晒黄烟，郎溪的晒红烟、临泉的马里兰烟被当时的国家（北洋政府）有关部门列为名晒晾烟。徽烟的定义从此跳出了原有的地域概念，从徽州之烟，转身为安徽之烟。

民国时代的现代卷烟

据《安徽省志·烟草志》，安徽烟草现代卷烟工业的起点是1919年门台子复烤厂的建立，而第一个卷烟厂和卷烟品牌的出现则始于1925年天津人范玉田（真实身份是英美烟草公司买办）在蚌埠设立大来烟草公司，1926年创立的第一个卷烟品牌叫“来富”牌。

2025年元月9日，来自安徽烟草工、商企业的部分烟标爱好者拜访了“中国烟草博物馆”设在歙县的一家“四悟轩”烟标文化联络处，和同样是天津人的烟标收藏家于顺先生说起了百年徽烟的源头。我说：

“作为安徽烟草现代卷烟工业的起点，如今的门台子复烤厂的厂址犹在。但是作为安徽烟草第一枚现代卷烟品牌‘来富’的烟标可惜未能见到。不知道于先生能否动员收藏界的朋友们一起帮忙来寻找一下？”

“作为百年徽烟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这枚烟标重新面世，这将是我们安徽烟草员工感到荣幸的一件事！”我在向于先生发出请求以后，还不忘强调了一下此举的意义。

于先生义薄云天，慨然应诺。一周不到的时间内，他就给我发来了信息。我赫然看到了，这枚传说中的“来富”烟标真的在世。一种欣喜与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我联想到第一个到安徽创办卷烟厂的人是天津人，如今帮我们的这位于先生也是天津人。碰巧，于先生也是安徽歙县的女婿，现在打算于此长居养老。

我向于先生表达感激之情后，不料熟知中国烟草历史掌故的他，却反向地为我输出了有关安徽烟草与天津烟草的深厚渊源。于顺先生说道：

“其实，咱们天津烟草的创办人也是安徽人——黄思永。他是清朝光绪庚辰科状元，是开创中国烟草实业的第一人。1902年，黄思永投资八千两白银与直隶农务局形成“官商合办”的北洋烟草公司，黄思永任商总董。他是清朝商务部与另一个状元张謇齐名的商务顾问，是戊戌维新派，是妥妥的红顶商人。”

“我们安徽与天津渊源颇深，天津开埠最早驻扎于此练兵对天津城市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人中就有很多淮军名将。如今的老天津人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里就有许多安徽的烙印……”谈到安徽与天津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我们基于对“百年中烟”以及“百年徽烟”的美好情愫，便越说越亲近了。言谈间，中国烟草的百年风云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上海等地流行的《咏香烟公司》诗曰：

“纸卷香烟广及时，年轻争买口含之；徽商多学洋人样，知己相逢赠一支。”可见，当时徽商对卷烟的偏爱和交际传播对卷烟的消费引领与带动作用非同一般。

自大来烟草公司创办以后，因经营烟草公司带来厚利，安徽各地烟草公司也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市场上流行的卷烟品牌越来越多。如30 年代大来烟厂推出“三驼”、“红枪”、“飞剑”牌。亳县福华烟厂生产“狮子”、“红杏”、“青龙”等牌名。

 到了40年代，随着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在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涛中，徽烟品牌中涌现出了大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有关的卷烟品牌。

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四军淮南军分区驻扎在安徽天长时创立的“飞马”品牌，由于当时这包烟畅销到一支难求，还曾发生过一名汪伪军愿意用一条枪来换一条烟的趣闻。由于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向新四军供应军需，新四军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形势。飞马品牌的热销极大了缓解新四军经济上的困局，为中国敌后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个有着徽烟血脉的品牌，尔后随军转战，深受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首长们的喜爱，在建国后作为上海烟草的主要品牌之一一直保留至今，2022年后，上海烟草与安徽中烟阜阳卷烟厂达成合作生产飞马品牌的协议，这个品牌又以这种方式回报桑梓。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桂系军官李平以私产在滁州设立同生烟厂，遗留在芜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在芜湖集资创办的长江烟厂，这些烟厂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融入了国营经济的一部分，分别进入新设立的滁州卷烟厂、芜湖卷烟厂浴火重生。

而原属新四军三师的东海烟厂从盐城益林镇出发随军落户移驻至蚌埠原大来烟草公司的旧址之上，成为了蚌埠卷烟厂的前身；原属新四军七师的随军烟厂从宿迁青阳镇出发来到合肥，而成为合肥卷烟厂的前身；原属于解放军阜阳军分区后勤处的淮上卷烟厂与其他社会上小烟厂兼并重组后，成为如今阜阳卷烟厂的前身。这三家流淌着红色基因的卷烟厂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这一时期全省手工卷烟厂、机制烟厂达数百家，而生产的卷烟品牌不胜枚举，粗略计算有250多种。但从品名上看，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表达支持和祝福的品牌就有，“无敌”（舒城民生公司）、“凯旋”（汇中烟厂）、“胜利”（胜利烟草股份）、“英雄”“前进”（歙县侨南烟厂）、“花木兰”（合肥中新烟草公司）等。

此外，还有一些传递美好文化意象和祝福的卷烟品牌，如“红星”“红心”（裕民烟厂）、“耕牛”“重光”“都市”（益中烟厂）、“大德利”（振中烟厂）、“西湖”“鹤鸣”（大东烟厂）、“星月”（建华烟厂）、“塔影”（大中华合记烟草）等。

当时，因为卷烟市场缺乏统一的管理，品牌名称缺乏专利保护，很多重名的烟草品牌和企业很多，鱼龙混杂，难以辨识，并且有的品牌名称具有迎合市场媚俗崇洋甚至明显殖民主义的特点。这些均从侧面反映了民族卷烟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狭缝中生存，企业品牌综合实力羸弱不堪的历史现实。

如林语堂喜爱抽的“白姑娘”称其“淡而醇”颇符合其文人雅趣。据考证，安徽歙县侨南烟厂和归国华侨创办的华菲烟公司都出品“白姑娘”，他抽的是不是徽烟“白姑娘”难以确认。抗战期间，歙县侨南卷烟厂曾生产“白姑娘”品牌卷烟，在市场推广时有宣传对联为: “白姑娘花下焚香，花香香香并香;红倌人梦中做好，梦好好好真好。”以古典文学《红楼梦》文学意象融入广告语，使这一品牌具有香艳、幽默的情趣，令人印象深刻。

至于胡适、郁达夫、梁实秋、张恨水、汪静之、黄宾虹等这些与安徽有交集的历史文化名人，且都有爱抽烟的雅好，想必与那个时候的安徽烟草品牌也有过美好邂逅与亲密接触吧？！

总体说来，这一时期的徽烟在走向现代卷烟工业化进程中，开始出现了民主进步的内容和红色文化基因，亦如黄宾虹笔下的徽州山水画的暮年变法，呈现出浑厚华滋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