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南洋｜第四章 官商合办（上）

三、简照南赞成官商合办

清末民初，官办企业少有成功者，而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实际大多由官操纵，商人处于无权的地位。在这期间，虽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处于一个发展时期，但官商合办企业实际已名声扫地。尽管如此，受传统权力格局的影响，官商合办企业是当时一种重要的公司形式。因此，简照南最初对合办卷烟厂是感兴趣的。他似乎对那个时代的“红顶商人”没有流露出多少崇拜，但他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深谙那年月商与官、钱与权的关系，能与官场人士为伍，或许能享受到某种特权，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

于是，简照南专程亲赴北京，于1916年9月7日首次与钮传善会谈。初次会面，各自仅陈述、摸底而已。当时正值南洋从香港向上海扩张之际，简照南担心在上海与英美竞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对官商合办抱有诚意，表示愿出“九牛二虎之力”促成此事。

那么，简照南为什么热衷于与北洋政府合作呢？除南洋当时在上海开拓业务的需要外，简照南还分析合办有三利：“一者可杜绝外人承办全国纸烟利权；二者得政府提倡全国吸食我烟，此种效力亦甚巨大；三者与政府同营，生意信用自是不同。④”由此看来，简照南赞同与政府合作，最重要的考虑在于借政府资金和行政之力，抑制竞争对手，提高自身国货之影响力。尽管他的兄弟们之中有的更看重金钱，有的更看重国货名分，但与政府合作符合大家的共同愿望。所以，简照南带着兄弟们的共同使命亲赴北京。

烟酒公卖虽然仅限于土烟土酒，但在公卖初创期间，英美公司担心政府与南洋合作于自己不利，而南洋公司同样担心政府与英美公司在收税方面的合作给自身业务带来障碍。 1916年，英美公司曾谋求向政府承包烟酒牌照捐，这意味着该公司企图对卷烟零售乃至整个流通环节的控制，这对南洋和所有华商烟草企业都是极为不利的。1917年6月，南洋公司致电财政部税务署，对这件事深表忧虑，称：

闻外商某烟公司用其属下华人出名，运动某机关包办全国烟草牌照捐，欲垄断烟草营业，制死全国烟商命脉，利权独握，何异外人专卖？较公卖尤烈……恳速阻成议，洞烛奸谋，毋为丛殴……⑤

简照南的这种忧虑，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南洋公司与政府举行谈判。

1917年6月税务署批转南洋公司询问某外商公司运动包办全国烟酒税事致农商部咨文

在官商合办烟草工业的问题上，官商双方显然各有不同的目的，但也有契合之处，这使得双方能坐到一起。清末民初，“官商合办”企业的模式早已失去其号召力，在工商界被视为畏途，简照南对此不了解吗？不是的。他所处的时代，官办和民办企业以及民族资本家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尤其是从李鸿章、张之洞到张謇、盛宣怀、周学熙等洋务派官僚们所办的企业，不免使他受到影响，他还是抱着增强企业实力的希望选择了合办的道路，希望在那风云瞬息万变的年代能得到政府的保护与支持。

四、官商谈判进展不顺利

简照南多年在日本经商，看到的是自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形成的那种法制环境和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看到的是政府如何为民族企业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提供有力的保护。相反，他在期盼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同时，察觉到的却是与封建制度相关的官方权力的影子甚至类似“苛政”等种种现象，这使他最初对官商合办抱有的信心大打折扣。

钮传善最初让简照南同邬挺生商榷，然邬氏究竟代表谁？他早年即入英美公司充当买办，曾运动英美烟草公司每年出资300万元承包印花税，却没有结果，不被钮传善所信任；邬氏在简氏兄弟眼中又被看作为处于“敌人地位的人”。而且，简照南一开始就怀疑钮传善为什么让自己与邬挺生会谈。当时，邬虽然已被聘任为国务院咨议，但在简照南看来他仍然是替英美公司做事的人。

当简照南抵达北京后，于1916年9月6日与王世仁一同拜会钮督办，用简照南的话说当时是“蒙赐接洽”。官场人总不免带些官腔，督办告诉简照南，政府“自办”烟草工业决心已定，只是苦于人才，南洋如与政府合办，尚可商量，称已电告邬挺生来京，彼此商量条件。于是，简照南致电邬挺生，希望他尽快北上来京。而邬挺生则称没有钮氏之电他不愿赴京。这样，简照南反过来作钮传善的工作；钮表面上应允向邬发电邀请，却给简照南“有意拖延”的印象，这使他感到置身于“五里雾中”，不知道钮是在敷衍自己还是在敷衍邬挺生。在大约半月之内，简照南与官方“连日磋商，未得要领”，他称“因官场办事与商人不同，况钮督办事务太多，陈（锦涛）财长更无暇晷。”

1916年9月23日，简照南忽然接到邬挺生来电，称已接到钮督办的电邀，即日起程到京。25日，邬抵京会谈。9月底，邬挺生和史莲荪拟出合作章程（草案），企业定名“中国烟草总公司”，资本定额1000万元。章程的许多内容是按钮传善的意见写的，简照南不大满意，称：“该章程纯粹政府利益，于我们极为吃亏。”而且，该章程草案由邬挺生一手操刀，简照南称此邬君“非常人，难以寻常看待”；又称他在上海时极力帮助南洋说话，促进合作，这时却来帮助政府，甚至以政府来挟南洋，前后如出两人，为人阴险。简照南认为这些人缺乏开诚布公，各怀鬼胎，均“意欲染指”，这使得他颇为灰心。

几次商榷，双方发现分歧颇多，其核心是涉及享有控制之权的总经理人选问题。简照南主张实行有限责任制，意在使总经理的权力有所制约；钮传善则不赞成公司为有限责任制，称有限公司十有八九为董事局所破坏，历来有限公司少有成绩者，意在官任总经理并对企业控制。像中国近代许多官商合办以及官督商办企业一样，对企业的领导人无论是清末“皇上简派大臣”还是后来的“政府遴选”，官方要的是权力，而商人既要借重官的维持，又要摆脱官力的约束。南洋在与政府的谈判中也没有跳出这一圈子，其分歧是不言而喻的。越是谈判到了后来，简照南越是处于两难境地。他同那个时代其他商人一样，对权力的崇拜与仇视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发现官员和商人有时能唱同一首歌，但很难唱到同一个调，即使是同属“绅商”一族。从文化心理上分析，千百年来商人“富而不贵”，为“九流之末”，这种阴影在那一代许多人心目中挥之不尽，官商文化的陋习根深蒂固。简氏家族与北洋政府官员之间，很难说有多少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互相信任，很难建立像商人与商人之间以利益为纽带的伙伴关系。谈判中，简照南感到与官员交往颇觉“下气”，这使他早先抱定的信心荡然无存。最后，南洋对官商合办采取了敷衍的态度。

或许是因为简照南从青年时代就沉浸于商旅生涯，与那种追逐仕途而后转入实业的绅商不同，他对官场弄虚作假、逢迎与圆滑的现象表现出异常的淡漠和厌恶。1916年10月1日简照南致简玉阶函称：

官场做事，鬼鬼祟祟，今观之，余亦颇心淡矣。究不如招商股之为直接畅快也。然不与合，亦不能不敷衍老钮，因全国烟酒税在其掌握，若动他怒，则内地烟税又不能不生阻碍。与官场交，吃一担砂仁，也难下气。然事已骑虎，不能不忍之。今为此事，阻个搁月余工夫，若不成真不值也⑥。

简照南“吃一担砂仁”的感觉，或许正道出了当时类似景况民族资本工商业者的心声，这就是那个时代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挣扎和生存状况的写照。官商合办公司，可以说是官方与商人合作和妥协而形成的一种企业形式，其特殊的资本所有权结构在企业治理上首先表现为不同性质的资本所有者（股东）之间的博弈，结果往往是官方利用行政权取得公司的控制权，使行政权凌驾于股权之上，从而决定了公司的治理走向。简照南“吃一担砂仁”的感觉，可以解读为他已经从艰苦的谈判和当时一些合办企业的实际运作中意识到这种企业形式的种种弊端，这或许是双方谈判进展不顺利以致合办流产的深层原因。

五、官商合办流产

显然，南洋与政府合办一事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谈下去吧，前途未卜可知，且耗时日；如拒绝谈判，简照南的兄弟们如简玉阶、简英甫及堂兄弟简孔昭等对与政府合办又均有浓厚的兴趣。1916年8月18日，简照南之弟简英甫致函简玉阶，称在“空山”时刻虎视的情况下，如“揸定”主意与政府合办，是“实势之必要”；眼下谈判如此不顺利，而官方又不是可以轻易得罪的。10月21日，简英甫再致函简玉阶，提出缓兵之计三着：一是利用官方获得贷款以清还期票；二是拖住总办钮传善的要求，“令其勿生别心”（显然是担心政府向英美公司靠拢）；三是托“有势力之人与黎总统面商，直接提议，由黎公督责督办执行。”简英甫还提出，南洋素与章炳麟（太炎）有交（章因参加讨伐袁世凯曾在北京被软禁，袁死后获释南游至新加坡，受到简英甫厚待，故产生交情），而章与黎元洪私交颇深，可否由章递话，请总统出面协调。这里不难看出，简英甫对与政府合办是持积极态度的。这次谈判，断断续续，历时近两个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然而，越到后来，钮传善对与南洋合办之事似乎越有兴趣，越抱希望。这时的钮氏为何对官商合办烟草企业的态度显得如此积极呢？这与当时中国局势的骤变和钮氏个人的盘算关系极大。袁政府烟酒公卖的操盘手是财政总长周学熙，他将陕西财政厅长钮传善调进北京做了烟酒公卖局总办，这是一个相当于财政次长的职务。袁世凯死后，虽然烟酒公卖政策照旧执行，但随着周学熙辞去财政总长职务，钮传善这个烟酒公卖局长（烟酒事务督办）也不好当；尤其是烟酒商人赴京请愿，反对公卖的呼声不断高涨，指责烟酒公卖是一种“非牛非马”的制度，威胁到这一制度的存废。在1916年冬至1917年春召开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会议上，钮传善极力活动，贿赂预算委员会成员，谋求保留公卖机构，从而留住自己的职位。

1917年2月，钮传善派人向南洋公司天津分公司的负责人黄瑞递话，希望合办之事“速速进行”，称财政部有余款数千万元，“为办烟厂之备，倘本公司不速进行，恐为捷足者登云云。”2月22日，简照南致函简玉阶，称钮传善的私人秘书陈锡周来信，坚持总经理由官方担任，条件难以谋合，称：“然亦坚持要占总理权，且官场腐败，断难成议，然亦拟牵缓之，亦俟机而动，见景而为可也。⑦”

同年6月19日，钮传善派全国烟酒事务署秘书张友棻偕同广东烟酒公卖局长周廷励，携致简照南的亲笔信赴香港，对南洋（香港）经营和设备等作“实地考察”，实际是要对谈判做最后之努力。此信有责备南洋公司不思发达之意，但言辞恳切，表明钮传善对合办仍抱强烈愿望：

贵公司与政府合办一事，贤昆仲来京磋商多时，弟也迭派陈锡周赴粤相议，迄无成议。政府对于贵公司有提倡维持之心，而贵公司因循自误，似不以营业发达为意者，此中情形殊难索解。弟忝属烟酒专官，责任所在，不敢惮劳；且惧此事倏起倏灭，未免贻讥外人。兹特派本署张友棻偕同广东公卖局长周廷励到港，与贤昆仲为最后之谈判。

台端前次到京与张君把晤，本系旧识，周君又为粤人，尚乞明白相告；如果诚意合办，即可提出条件，彼此磋商，愈速愈妙。政府本无格外苛求之意，但能多设制造厂，使烟业发展，官商交济，即可照办。倘或实有为难情形，或别滋误会，亦不妨坦怀相见，从此作罢。但希注意贵公司之营业与政府维持之苦心，毋悔失机，是所盼祷⑧！

由于公卖局已就办烟厂事呈请大总统批准，且在上海购办地基和机器，钮传善惟恐办理不善，曾表示“失败堪虞”。因而，这时候的全国烟酒事务署也降低了要求，称条件可以“将就”。这使得简照南有些动心。不过，当时简照南正与英美公司在华执行董事唐默思（J.A.T.Thomas）（简照南称为“他骂士”）就双方合并之事谈得火热，用他自己的话说，与“空山”合是“无上之良机”，与政府合是“第二良机”也。

然而，简照南还是没有贸然拍板；当时南北纷争，举国不宁，他担心对时局把握不当而领错了路。1917年6月29日，简照南将情况告知在港的兄弟们，表示要与他们“讨论妥当”之后再做定夺。

不料，在这个多事之夏，中国政局发生急剧变化。7月1日，辫帅宣布复辟帝制，黎元洪总统被迫下台，旋由段祺瑞政府执政。在那云谲波诡的年月，钮传善千方百计地想保住自己的宝座，但他作为前朝之臣，不得不从全国烟酒事务署怏怏离去，接替他的是众议院议员胡汝麟。

简玉阶既没有看上“无上良机”，又没有接受“第二良机”，他在香港接待张友棻一行之后，于7月4日给钮传善捎去一封复函，称：

张君到港，具道盛意，逖听之下，感且不朽。续读致家兄手书，复承苦心维持，达于言表。满拟即日会商，分别解决，以副尊命；不意政变传来，又生波折。现拟俟大局稍定，当即前来领教。其有未尽欲言之处，经请张君面呈钧听，统祈亮察，无任感菏⑨。

这样，由于环境的变化，也由于简照南和他的兄弟们不得不放弃最初“借助官力”的想法，北洋政府同南洋公司合办卷烟工业的事从此被搁置起来。

【注释】

①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1038卷宗1566、全宗1027（2）卷宗18。

②杨国安《中国烟业史汇典》，2002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页878。

③④⑥⑦⑧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页120、126、127、128、128-129、1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