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年底，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学院李志徽教授团队发布了一项关于“烟草对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报告，该研究一经发布，便引起了国内外相关机构和专家的广泛关注。该研究报告指出，烟草使用和暴露不仅影响个人的身体健康，还对中国的出生人口质量和数量产生了显著影响。公众虽然对这一研究结果看法不一，但因为是第一次有研究报告将吸烟与备受瞩目的人口下降问题相关联，还是引发了对控烟话题热烈的关注。

对于严格控烟，事实上，国家层面一直在付诸实际行动。《广告法》《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为控烟提供了法律和制度支撑。2016年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首次郑重提出了“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的目标。围绕这一目标，近年来，我国以无烟环境建设、无烟立法、戒烟服务体系建设、宣传引导等为重点，无烟环境保护人口持续提升，非吸烟者的二手烟暴露率持续下降。同时，多地出台或修订无烟法规，据统计，我国已有44个城市新出台或修订了市级控烟相关法规。全面无烟法规保护人口比例不断提升，各地积极的立法实践和控烟措施也不断升级，并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2022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4.1%，与2020年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目前最新的数据是，深圳市已降至16.9%，北京降至19.9%、上海降至19.4%，提前实现了“健康中国”行动2030年的控烟目标。

2024年，在控烟工作方面，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是控烟手段更加理性务实，二是“智慧控烟”得到了体现。

理性务实重点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公共吸烟点（区）的建设不再有广泛争议。

以上海的室外吸烟点建议为例，上海市地方标准《室外吸烟点设置与管理要求》于2024年9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牵头，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复旦大学、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同济大学、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起草编制。该标准是健康上海行动专项（2022-2024年）——“控烟示范管理建设及戒烟网络能力提升”中的重点内容和重要成果，也是进一步推进公共场所“控烟行动三部曲”，即“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游烟、吸烟请看标识”的重要举措。该标准总结对助力城市控烟精细化管理和健康城市建设有重要意义。上海市已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室外公共场所，如综合商圈、体育健身场地、公园绿地、会展文博场馆、交通枢纽、“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等进行室外吸烟点示范建设，2024年年底完成300个示范点建设。

管好“一根烟”是公共健康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已经认识到，无烟环境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一刀切地要求室内室外一律禁烟，只会让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烟民无处安生。缺乏了庞大烟民群体的主动支持，仅靠一纸禁烟令无法实现100%的无烟环境。不独上海，许多城市都在认真探索室外吸烟区的设置问题，之前以烟草公司为主建设的吸烟点多受非议，如今也获得大多数人的理解与肯定。

二是戒烟服务已深入基层，形成网络化控烟管理。

“无烟单位”、“无烟社区”、“无烟家庭”遍地开花。比如深圳，除了无烟家庭之外，还创建了无烟单位（无烟党政机关、无烟学校、无烟医院等）、无烟商铺、无烟道路、全国首个“无烟街道”、全国首家“无烟主题公园”等。

深圳开发了全国首个“无烟单位建设信息管理系统”，单位申报、区级评审、市级复核、监督评估等全流程都能在线上完成。目前，全市已建成超5000家无烟单位。无烟的环境在不断扩大，吸烟的“地盘”被不断压缩。与之相对应的深圳戒烟服务不断完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全市11家公立医院陆续开设戒烟门诊，为“烟民”提供心理、药物支持。从2022年5月起，戒烟支持网络扩展至社区。全市800多家社康机构，在门诊信息系统内增设戒烟服务模块，对于15岁及以上的首诊居民，医护人员主动询问吸烟史，对吸烟者开展简短戒烟干预、健康教育，打印健康教育处方，协助有戒烟意愿者制定戒烟计划并定期随访，必要时将其转介到医院的戒烟门诊。

再比如上海，目前上海全市已建成37家规范化建设的戒烟门诊，可为烟民开展综合评估和制定个性化的戒烟方案。

在智慧控烟方面，主要体现在科技手段在控烟工作上的应用——

深圳的“别抽啦”控烟投诉小程序，市民扫码可上传照片、投诉违法吸烟行为，该系统接到每单投诉后，经审核通过，会自动分配给各街道志愿者前往现场核实、督导和宣传教育，执法部门会后续跟进处理；

“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平台在北京的控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个月都能收到市民对违反《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投诉举报1000多件，数据显示，居民小区楼道和步行梯内吸烟投诉举报仍居高位；

上海全市设立“12345”控烟投诉热线、“健康云Pro”小程序中的“控烟热力地图”等举报途径，方便市民举报违规吸烟现象。在“无烟上海”微信公众号，可进行尼古丁成瘾依赖自测、订阅健康科普推送、参加戒烟社群、使用戒烟打卡小程序等帮助戒烟；

上海市计划到2030年，在全市建立包括医疗卫生机构、教育机构、工作场所等在内的戒烟服务网络，进一步通过建立完善的互联网移动戒烟平台，整合全市戒烟资源，形成更为便捷、高效的一体化闭环戒烟服务网络。市民可通过“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市政大厅”、“健康云Pro”小程序“健康管”、“无烟上海”微信公众号“功能菜单”找到“控烟热力地图”，提供法定禁烟场所的控烟问题线索（如室内违规吸烟、室内有烟蒂烟具、无禁烟标识等），在平台上形成大数据和控烟热力地图。

智慧控烟模式还包括遴选吸烟较为严重的写字楼，安装“电子哨兵”，烟雾感应语音播报预警类监控装置，从而实现智慧在线监督执法，不仅能远程监控系统现场和语音预警，还可通过互联网、手机查询和预警监测结果。

2024年还有两件备受全社会关注的事件尚无结果——

一是烟卡问题。

“烟卡”问题自2024年4月份被推上热搜，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争议点。今年5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烟草专卖局要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对校园周边便利店、超市、文体用品店等向未成年人售卖烟盒、“烟卡”等物品的行为进行劝阻。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地要压实属地监管责任，采取行政约谈、发送监管函等方式，要求属地互联网企业自主清理电子烟、“烟卡”等商品信息，关停非法销售店铺。但直到目前，在各大电商平台，各种“烟卡”依然在售，有的烟卡是由真烟盒做的，大部分则是私自印刷的纸质三无印刷品（并非由真卷烟包装制作）。随着“烟卡”在未成年人之间的风靡，也催生了专门制作、销售“烟卡”的现象。

二是关于消费税的改革。

今年以来，市场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关注度明显提升，特别在消费税改革方面。消费税改革对烟价影响较大，一直以来，提高卷烟的价格和税收是控制烟草消费上升的有效手段之一。控烟人士多年来一直呼吁通过提高消费税的手段来提高香烟价格，通过提高价格，旨在降低消费者对香烟的支付能力，从而可以达到减少吸烟人数的目的。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提高烟草税可能会减少吸烟人数，但同时也可能因为香烟价格上涨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低收入群体更可能受到价格上涨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的消费弹性较小，难以承受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负担。这可能会导致社会不满和不公。而且提高香烟价格也可能会刺激非法市场的增长，包括香烟走私和非法销售。这不仅会减少税收收入，还可能导致非法活动的增加。另外，卷烟高价格还可能导致一些人购买假冒伪劣的香烟，增加了公众健康风险。

在谈到控烟话题的时候，近期还有两则国际方面的消息值得我们思考。

一是在2024年11月中旬召开的第二十届全国控烟与健康学术研讨会上，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李可薇表示，在世卫组织所有区域，13-15岁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都高于成年人，使用电子烟的年轻人在日后使用卷烟的可能性是其同龄人的近三倍。

二是11月中旬菲莫国际（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简称PMI）在社交媒体品牌平台领英上，回应了一个公众长期关注的问题：“为何PMI仍在销售卷烟？”PMI首席通讯官莫伊拉·吉尔克里斯特（Dr. Moira Gilchrist）在视频中强调：“菲莫国际明天停止销售卷烟，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需求仍然存在，其他市场参与者会填补空缺。”她表示，推动消费者从吸烟行为中脱离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变革。为实现无烟未来，必须逐步减少卷烟需求，而非简单禁售。PMI的目标是向那些尚未戒烟的成年吸烟者推广无烟替代品，这一行为改变需要时间。2024年12月中旬，菲莫国际（ PMI）在其最新的技术革新峰会上宣布：“我们需要在2030年使新型烟草产品的收入超过66%。五年前，我们的无烟产品仅占12%的收入，而今已提升到38%。”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在25个国家中，菲莫国际（ PMI）无烟产品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50%，其中几个国家的比例甚至超过70%。

传统烟草走了，电子烟、加热不燃烧等新型烟草制品和鼻烟、尼古丁袋等无烟替代产品都来了，这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就小了吗？那这算不算控烟工作的一种胜利呢？

作为公共决策的控烟行动，看似在为民立言，比如象那份“烟草对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报告，虽然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众所周知，但将其与生育率直接关联起来并给出如此精确的数据预测似乎缺乏足够的严谨性。

此外，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众多，包括年龄、精神压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遗传和药物等因素，单纯依靠控烟措施其实难以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但这样的研究报告就是更能吸引人们对控烟的热情与支持。

实际上控烟行动开展的前提是依托程序和规则的各方利益的博弈。控烟也并不是要通过牺牲烟民利益来捍卫非烟民的利益，控烟行动的前提是捍卫所有人的权利，包括那些烟民，以及商业场所。

控烟的真正意义在于，在保证基本的私人权利的基础上尽量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至于这个私人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它该为公共利益做出多少让步，其实依然是个多方博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