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烟草厂包装卷烟

恒大烟草厂的包烟“摺角法”进行测试

恒大烟草厂职工在表演卷烟

由许昌运津的大批烟叶正在西货场卸货

恒大烟草厂的卷烟装车运出厂

曾经，天津名牌烟被称为“路子烟”

　　如今，天津的各种公共场所都有“禁止吸烟”的标识牌。这些年，随着国家的大力宣传，特别是一系列控烟条例的出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和“吸烟有害健康”已经成为共识。但是时光倒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情形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着一组关于卷烟的老照片，那时的卷烟无论在制作、销售、宣传等各方面，都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

　　恒大烟曾经“见抽不见卖”

　　于顺是天津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烟酒茶艺文化收藏委员会主任。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烟标收藏，对天津卷烟的历史有深入研究，但他本人并不吸烟。

　　于顺仔细看了天津市档案馆提供的照片后告诉记者，天津的卷烟业一直很发达，烟摊销售的卷烟多为本地烟。“福字牌”“绿叶牌”“大枫叶”“恒大”“黄鹤”……说起天津曾经的卷烟老品牌，于顺如数家珍。其中最知名的品牌，非“恒大”莫属。

　　据于顺介绍，“恒大”牌卷烟始创于上世纪40年代，最初为东亚烟草厂所生产。1950年，东亚烟草厂改名为“地方恒大烟草厂”，后又并入“天津卷烟厂”。

　　1975年，狄华进入天津卷烟厂工作。狄华告诉记者，那时的卷烟分为甲乙丙三个档次，甲档烟价位高，一般人很少能抽得起。“特别是恒大烟，没有关系根本买不到。天津人大多吸本地烟，除此之外，天津的烟还供给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在东北，恒大烟被称为"路子烟"（有门路才能买到的）。”狄华说。于顺的话也印证了狄华的回忆，他告诉记者说，当时天津人口中传说着三大怪，除了“走路要比汽车快”“海河水腌咸菜”外，还有一句就是“恒大烟见抽不见卖”。

　　除了日常生产，于顺说，当时的烟厂还生产过一系列“纪念款”卷烟。

　　“上世纪50年代初，天津卷烟厂生产过标有"抗美援朝，卫国保家"字样的恒大烟；1958年春节生产了印有"恭贺新春"字样的恒大烟，此外还有"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大前门烟等。1951年，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大会在天津举行，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天津市烟草工业同业公会还特制了"展览牌"纪念卷烟。”于顺的家中藏有这些烟标和当年活动的纪念戳。在他看来，这都是对当年历史的清晰记录。

　　卷烟上留下的历史印记不仅于此。据《天津通志·烟草志》记载，天津本身并不出产烟叶，而烟叶是卷烟生产的主要原材料。早年间，天津所用的烟叶多从美国进口。上世纪20年代，天津开始从山东、河南、安徽等国内早期形成的烟叶产区调进烟叶。新中国成立后，天津调进烟叶的地区更是扩展到贵州、云南、福建、湖南等十多个省份。那张由许昌运送来的烟叶在天津西货场卸货的老照片，就表现了这一场景。

　　卷烟制作标准严格，不合格的要放入粉碎机

　　对于已经退休的狄华来说，老照片中呈现出的工作场景让他倍感亲切。

　　“我刚上班时，烟厂分为三个生产车间，分别负责制丝、卷制、包装。我当时在卷制车间工作。照片中的机器是我们国家自己研制的，叫"新中国机器"。在这台机器中，烟丝被压成烟条，然后被烟纸包裹住。一张烟纸有四五千米长。机器上有刀，操作工按照规格，用刀把烟切割成不同的长度。那时，1分钟能生产900到1000支烟。现在的机器不止一把刀，效率很高，最快的1分钟能生产12000支烟。”狄华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经常有技术表演和竞赛。竞赛时，我们把机器的零件都拆下来，以最快的速度组装好之后，看谁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切割出最多的合格烟。”

　　对于“合格”的评判标准，狄华说“有很多”。比如切割处要平滑，不能有茬；再比如，现在的卷烟基本都有过滤嘴，商标被印在滤嘴上，但那时的卷烟都没有过滤嘴。牌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商标，被要求印在烟卷的指定位置上。牌号的位置是否准确，也是衡量一支烟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狄华说，不合格的残烟要被放入粉碎机中，让烟丝和烟纸分离，烟丝可以被再次利用。

　　狄华是多年的老烟民，但他说，他吸烟和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他的话来说：“在烟厂工作的人，吸烟的并不比外面的人多。”但和烟厂之外的人相比，职工每月能买到两三条“福利烟”。"福利烟"比外面便宜。比如外面卖5元到10元一条的烟，福利价是两三元。”狄华说。

　　烟摊把烟拆开卖，烟票不够就自己卷烟

　　如今的卷烟，在超市、专卖店都可以买到，但是据70多岁的何志华老人说，上世纪60年代初，卷烟也要凭票供应。那时何志华刚参加工作不久，他本来是不吸烟的，但是，母亲的烟不够吸，为了多要烟票，何志华也学会了吸烟。

　　“当时，只有会吸烟的人才能拿到配给的烟票。一张烟票能买6盒烟。我吸烟并不上瘾，就把省下的烟留给母亲。我记得我们吸的是"福字牌"卷烟，两三毛钱一盒。此外还有"绿叶牌"的，1毛8一盒。至于"恒大"烟，需要特供的票才能买。那时的烟摊，有时也把整盒的烟拆开零卖。拆开的烟一般都是普通烟，然后把五六支烟配成一份，按份卖。”何志华说，他当年也经常去烟摊上买拆开的烟，但即使这样，烟还是不够吸。当被记者问及“为什么不去多买几趟”时，何志华笑着说：“当时的人没这么多心眼儿。那时的烟摊老板不是有钱就赚。你去的次数多了，老板认识你了，就不会卖给你了。”

　　配给的烟不够吸，人们只好“自力更生”。“烟票不够用，人们就偷偷找别的途径买烟叶、烟丝，抽烟斗或者自己卷烟。烟斗基本都是自己做的—当时的工厂里，经常能看到工人们自己做烟斗的情形。人们的烟斗做得很讲究，都是选用能找到的好木料，还会用到车床这样的工具。除了烟斗，人们还买来烟丝和纸，自己卷烟。那时卷烟还有口诀，不过年头多了，我已经都忘记了。”何志华说。

　　“吸烟有害健康”已成共识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卷烟没有用保护人们健康的过滤嘴；更早的时候，报刊上随处可见卷烟广告。然而，随着人们对吸烟危害认识的加深，如今的卷烟包装上都印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语，此外，卷烟不允许再做广告，甚至影视剧中对于吸烟镜头也有了细致规定。2012年，颁布了《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提出了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等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即使是那些仍在吸烟的人，如今也已经达成了共识：吸烟有害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