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市区华佗路市烟草专卖局院内的许昌英美烟公司旧址。
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许昌。但许昌不仅是三国文化名城。1958年8月7日,65岁的毛泽东在襄城县视察烟叶时,一声“烟叶王国”的赞叹,不仅给许昌带来了无限的荣耀,而且造就了那个年代“言烟叶必称许昌”的辉煌。多少年来,外地人每每提到许昌,也总是将其与烟叶联系在一起。烤烟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产物,自1913年引进许昌以来,已 有百年历史。如今,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总会让年长一些的许昌人打开许昌记忆的“闸门”。
一位退休老人的烟草情节
9月30日,记者来到许昌市区解放路市烟草专卖局老年大学,见到了正在编审《许昌烟草志》的老人聂长宏。年届八旬的聂长宏干了一辈子的烟草, 1995年他从市烟草专卖局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后,仍然“退休不退志”,按照数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每天利用上午、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来到自己的办公室,编辑整理与烟草有关的书籍。
2003年,聂长宏作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特聘专家赴京参与《中国烟草通志·烟叶篇》的修订,几经增删,完成30万字的定稿,并参与全书的审阅。2005年,《中国烟草通志》交付出版。
2008年,河南省正式启动《河南烟草志》的编纂工作,聂长宏被聘为编委会顾问。他上书河南省烟草专卖局领导,建议全省各县市都编纂烟草志,这一建议被采纳。许昌市率先启动续修《许昌烟草志》的工作,聂长宏又被聘为顾问,并指导各县(市、区)烟草志的修纂。
如今,聂长宏最繁重的任务就是做省、市、县三级烟草志编委会的顾问,培训人员、建言献策、查阅资料、审阅稿件, 每天依然保持着干工作时的精神状态,一心关注着国内外烟草行业的发展。“许昌有光荣的烟草史,对许昌的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这一代若写不出烟草志,上对不起前辈,下对不起子孙。”聂长宏对记者说。
英美烟公司在许昌试种烟草
聂长宏介绍,中国从明朝万历年间才有了烟草。传到中国的烟草品种路线有两条,一是从菲律宾通过福建的漳州、泉州;二是日本从广州传到国内。“最早人们种植烟草,是因为它的花能开出红、白、蓝三种颜色,很漂亮,主要是观赏,而不是用来制烟。”聂长宏说,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扩大海外市场,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便打开了中国国门。人们看到外国人有闻烟的,有嚼烟的,也有吸烟的,便通过发酵、调制,把烟叶进行晾晒(也叫晒烟),制成烟饼,才开始在达官贵人之间有了用鼻烟壶闻烟。这样的情景,或许今天我们只能在影视画面中看到。
从1902年起,当时国际上最大的烟草公司英美烟公司在英国伦敦成立,次年就在上海开办卷烟厂,准备在中国开辟烟草市场。随后,英美烟公司利用10余年时间,安排烟叶专家到中国的10多个省40多个县,进行土壤化验及土烟生产情况调查,认为河南许昌一带的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土壤、气候条件适宜烤烟生长。尤其是襄城县颍桥镇的地理位置,正好与美国的优质产烟区弗吉尼亚州的经纬度基本一致,因而确定在河南建立许昌烟叶原料基地,引种美种烤烟,并于1913年在襄城县颍桥镇种植成功。
最初,英美烟公司采取无偿提供烟种,传授种植技术,以高价回收烟叶的办法刺激农民种烟。在较短时间内,烤烟迅速发展到许昌周围十几个县,形成了全国主要烤烟产区。在20世纪30年代,烟区农民就有“十亩地,八亩烟,二亩红薯顶住天”的说法。许昌烟区,很快成了当时全国的三大烤烟产区之一。1915年,襄城烟叶被选送美国“旧金山万国商品博览会”展出,受到好评,“东方的弗吉尼亚”由此名扬四方。
种烟初期,英美烟公司委托许昌公兴存商行收购,转运烟叶。1918年在许昌京汉(现在的京广)铁路东侧,筹建许昌烟叶收购站和烤烟厂,成为英美烟公司在中国掠夺烟叶原料的主要基地。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20年在许昌京汉铁路西侧设收烟厂、烤烟厂,形成了一路之隔的“东公司”、“西公司”。全国各地的烟商亦纷至沓来采购烟叶,随之烟行、转运公司,在许昌形成了闻名全国的烤烟贸易市场。
“中华”烟的原料配比,襄城烟叶曾占四成
英美烟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两大公司,在剥削烟农、牟取暴利上是一致的。后来,英美烟公司曾垄断许昌烟叶的90%。在反垄断方面,烟商、烟行、烟农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一致的。
1927年,北伐战争迅猛发展,许昌成为战争争夺的一个重要城市,政局的变化,导致了英美烟公司在许昌的第一次“被逐”。唐生智、冯玉祥的部队先后3次占领了收购站和烤烟厂,在部队第3次撤离后,收购站和烤烟厂发生大火,即当时轰动许昌全城的“火烧东公司”事件,使英美烟公司受到重创,并在1927年被迫将机构人员撤回上海。
英美烟公司在许昌第一次被逐后,仍然念念不忘这块经过他们苦心经营的烟叶原料基地。1931年,上海英美烟公司董事娄斯和美籍烟叶专家牛森,以及邬挺生等人相继来到许昌成立许昌烟叶公司,蒋介石、宋子文也电函致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要求河南省政府和许昌县政府发布文告,予以保护。由于许昌人在20世纪20年代吃过英美烟公司的大亏,所以邬挺生等人一进许昌,就遭到许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1935年和1936年间,英美烟公司在许昌的代理经理邬挺生和顾问牛森被刺身亡。至此,英美烟公司在许昌停业,人员再次撤回上海。
1944年5月至1945年8月,许昌沦陷后,日军曾在许昌直接收购烟叶,还从日本运来卷烟机械,妄图在许昌建立烟叶原料和卷烟生产基地,后因日本投降而未能得逞。抗战胜利后,许昌烟商、烟行和转运公司曾三起三落,曲折发展。
20世纪40年代,中国著名烟草专家张逸宾深入襄城烟区考察后,在1947年出版的《烟草月刊》创刊号撰文指出,“中国烟叶在河南,襄城烟叶甲河南”。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最好的烟是“中华”,在“中华”的原料配比中,襄城烟叶必须占到40%。
由于运输紧张,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曾向河南省领导提出,要把“中华”烟厂迁到许昌。
重庆中烟,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