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一句出自《庄子•知北游》，全句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观于天地便是观“道”，大则是自由，美则是“自然而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整句讲出了庄子的核心思想，即天地万物有其天然的规律，天地之大美、四时之序列、万物之荣枯，皆因自然伟力。其不言、不议、不说，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方法论——自然而然，物我会通。

　　而与其相对的便是“村”言、议“论”、“戏”说，村言指人的谎言、议论指人充当审判官、戏说指以虚无的态度来叙述。言、议、说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物我对象化的情景中，所有的言、议、说皆让人陷入自身与他者的对立关系之中，他者成为自身的附加属性，从而导致人与他者的矛盾，自身的朴素和率真抛诸脑后，我们把自己“囚禁”在一个痛苦的世界中。

　　天道与人道

　　无为是天道，有为则是人道。

　　庄子极为推崇自然之美，何谓自然之美，在庄子看来，其由天道所成就，其特质是朴素的、率真的。朴素，就是依照本性，不经雕刻修饰；率真，就是率性自然，真情实感自然流露，与自然之道本性相合。

　　庄子在《天道》中提到：“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从中可以看到，朴素是庄子天地有大美之重要环节。朴素是人的思想复归精神家园，是天性的本然状态，就好比我们在嘈杂的世界奔劳，不停地东奔西走，蓦然回首时，才发现思婴儿般的生命本初更让人安宁，那是一种简单的、纯真的美好境界。

　　由此也引出了另一种美之特性：率真。朴素是性，率真是情。

　　率真其重点在真，就像非常著名的东施效颦一样，西施心疼，捧心颦眉更添其美，因其是自然而为，是真实情感的流露，而东施效仿，少了真情实感，只让人觉得尴尬和矫揉造作。那真因何而美呢？庄子在《天运》对真有这样的描述：“真者，精诚所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所谓真也，便是道法自然，也等同于至美，是美的最高阶境界。真情自然流露才能动人，个性的自然发展，人才能宽广，它是真的，也是美。

　　相对的，骄饰和伪装，就是有损天道，是有为，是人道。庄子天运中用到一个“强”字，它是人道的高度概括。强是成功、权力，是社会法则，它把人推向了美的对立面，生存的挣扎中。

　　著名的浑沌之死便是有违天道的例子：倏和忽以为“人皆有七窍以试听食息，此堵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此人道，有违天道，便造成了这个悲剧。庄子所讲人道都带有聪明、捷径的成分，“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骈拇》中讲马的本性本是吃草饮水、自由奔跑，而伯乐却反其道而为之，为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破会了马之本性，致马死伤无数，庄子为我们提供了伯乐相千里马的另一种思考，千里马到底需不不要伯乐？庄子认为，千里马不需要伯乐，一旦幽禁于伯乐的规则中，便有违天道，是窄的人道。因此也走向了美的反面，真正的人道，应是顺应自然的势态有所为。

　　而窄的人道是什么样呢？庄子在《骈拇》中也有指出，“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绳索。”人的行为却往往相向而行，常常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约束本性，走向美的反面，以窄的人道的名义破坏美、损害美。

　　“大樗树下”与“栋梁之材”

　　樗，大树，无用之材。

　　在《逍遥游》中，有这样的记载，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雍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代表了庄子的游世思想，意即处世法则，物必须对人有用吗？

　　庄子与惠子的对话，就是“游世”与“入世”的对话。从“入世”的角度讲，物在人的法则中必须要有意义，即它对人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其被具体化、实用化。惠子这里的实用性，之于人，就是“栋梁之材”的现实性“逼迫”，人远离自我，被承载了人自身或许本不该承载的重担。

　　而庄子的“游世”思想：大树（樗）不必陷入人的法则中，它本来生长在自然之野种，自然才是它的归属，在自然界里，大树就是大树，它因为大树自身而是其自身，在自然界中，它才是物的自我，它不因人而成长，也为人之规定的价值而存活，它自身就是大树它的缘由和目的。

　　所谓大樗树下，如果说大树回到它自身的话，那在大树下的逍遥者也回到了人自身。

　　人和物都被世间法则拖累，有用性成了其最大的价值评估。

　　庄子基于此，提出人回到自身和物回到自身是同一过程，不管是人与人，还是人与物，人都要走出人与他者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以庄子的人生历程来看，它践行了游世思想，它是天下有大美而不言的另一个注脚，万物其意义都在于其存在的本身，人在万物之中，与万物映照，人游走着，不求得失，无所谓物我意义，如自然存在般、如自然消失般，坦荡荡，这样的天真、纯粹就是天地有大美了。

　　庄子的游世思想不是避世，不是江湖之士远离社会而隐迹山林，居江湖之远，也不是入世，讲究三从四德，居庙堂之高。而是若即若离的态度，是藏迹于世俗生活之中，又是与社会保持距离。游，既是若即，又是不即；是若离又不里，是心灵的一种宽窄之道，一种宽窄性的艺术性的生命态度。

　　若即若离的生命态度，不等同于游戏人生，不等同无意义的虚无，它是宽窄有度，宽与窄处在生命平衡的天平点上。游戏人生，是消极的，用无谓的态度来逃避痛苦，用戏谑的态度来迎接快乐，它是悲剧性的也是喜剧性的。庄子的游世，是审美的生命态度，是宽窄之于生命的风格化，不居庙堂、不入俗世，物我合二为一，天地之间，悠然自得。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庄子•至乐》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庄子认为，生命由气聚而成，人的死亡如气散一样，只是一种自然现象，生死与四时交替时序一样，自然而来、自然而去。不同于生死有命，命运摆布生死的说法，命运的总结性关照，把人推向悲剧性的彼岸，生命远离人自身，成了一出戏，一场饭后谈资。而庄子的生死观，由人自身艺术性的掌握生命，不物化生命，生命与人是一体的，生命是美的，但不为他者美，它是人自身的大美。

　　庄子的生命态度，看似是矛盾的，一方面以自然而为，让归隐者灰暗的主题叙述仿佛抓到了继承的脉搏，以逃避现实和归隐山林，来实现生存意义；另一方面，庄子又反对这种躲避，他认为在这种归隐的存在选择中，个人的出路是找不到的，因此庄子以“游戏”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世界、个人生死，来面对人生可能面对的一切，由此庄子的生命态度又将传统归隐的意义瓦解。所以，庄子的态度是超越性的，它超越了矛盾性，它是一个新的生命主题，自我本身的“放逐”，达成自我本身审美的“存在”。

　　物我会通：宽窄不对立

　　宽与窄的“对立”关系，在现代尤为甚，这种对立关系犹如现实中的物我关系，这种关系在现代艺术创作领域中，数次提及，即物我的对立关系，事物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走向了其自身固有属性的反面。

　　宽窄的对立性，在现代性中，有一个同名词，即异化，包括人与人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自我的异化。

　　人与人的异化：利益支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与商品交换关系无异，人是他人的囚徒，在“监禁者”与囚徒的人际关系演绎中权力介入，人和他人相互“折磨”，精神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