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专稿　　人民日报这样评论龙应台：她是一名真正的文化批评家和优秀的文化建设者。何以有如何评价？大抵是因为龙应台的文章多是针砭时弊，且鞭辟入里的缘故，所以龙应台才会被誉为华人最有力的一支笔。也正是因为龙应台这种辛辣讽刺的文笔，才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谩骂，或密投书至政府单位。但龙应台却依旧仍保持其秉著客观批判的精神，持续而正中要害地不断写出她的社会观察。我将龙应台这样的人比作躺在向日葵上的人，即使遭受谩骂，甚或沮丧，也能始终朝着阳光。

　　龙应台曾写过一篇《不要遮住我的阳光》，是颇具龙氏文章风格的。诸如：“这些标语有用吗？你几时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脚步来思索‘民主、伦理、科学’？有多少人因为看见‘消除脏乱、人人有责’的大字墙，回家就打扫庭院？又有谁看了电线杆上‘培养书香社会’的条子，开始读起书来？在‘倒垃圾者是畜生××’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这些不痛不痒、老生常谈的标语口号有什么潜移默化的效果呢？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

　　再比如：“然后，在台北市塑造一个比自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要大，所以单单铜料就要花一亿元以上。铜像用来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改善人民文化气质，更昭告世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我不是在说笑话；你没看报纸吗？市政府一点没有幽默的意思。这个庞然巨物建立起来之后，大概会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许多住家变得阴暗封闭。冬天的霪雨和市区的污染将为铜像覆上一层肮脏的颜色。铜像边的街道，大概与红毛城四周一样，会有像苍蝇叮肉似的摊贩，而街上的交通将因游客的往来而呈爆炸状态。至于这么一大块铜将如何‘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我非常迷惑。”龙应台之所以敢于在其笔下揭示出这些现象，内心还是缘于她的不舍和心疼，最起码她没有漠视，而是直言胸襟。

　　能够躺在向日葵上的人并不是很多，就现代文学史而言，也就鲁迅可以当得。鲁迅的文章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并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反映“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所以鲁迅的杂文极具批判性，且强调的也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鲁迅有一篇杂文，名曰《论“他妈的”》，写得很尖锐：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鲁迅这个讽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有据的。他写道：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苏雪林说鲁迅的心理完全是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这话说得够狠的，但鲁迅那个时代，若没有鲁迅的杂文去催醒人们的警觉和意识，不知国人还将沉睡多少年？所以，毛泽东主席才会赞誉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龙应台与鲁迅最大的共同点也正在于此，不趋炎附势，而是直言面对。笔下的文字皆是关注本民族、关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绝不是苏雪林所说的病态。既然有问题，却没有人站出来指出，这才是病态，且是民族的病态。而真要如鲁迅、龙应台这样的躺在向日葵上的文人多了，我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才会不断纠正错误，从此走向真正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