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后金）入据中原之前的半个世纪内，经历了由奴隶制向早期半封建制过渡的急遽变化的时代。清太宗继努尔哈赤之后于1626—1643年在位，他对烟草严禁种植和吸用，制定禁律，规定对违禁种烟者的惩治措施。但当时吸烟已成社会风气，王公贵族和贫民百姓私吸私种的趋势不可逆转，禁烟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后来不得不解除禁令。

　　清建都北京之初，政府内禁烟的呼声一度很高。最早的一些奏疏中有不时提到禁烟之事，如方苞、陈宏谋等人都曾有条奏，请求禁止种烟。清室沿袭了最初的禁烟思想，对宫廷内吸烟有严格的禁例。汪师韩《金丝录》载“大清律例”云：

　　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该管官员俱罚俸半年。又紫禁城内大臣侍卫员吃烟者，派出看门护军查拿被获，除照例议罚外，照其官职加取一个月俸银给与拿获之护军。跟随人被获，除照例责打外，亦向伊等之主取一月俸银给与。如护军校不行拿获，革去护军校，不准折赎，鞭一百，枷号两个月。护军不行拿获，鞭一百，枷五个月。闲散执事之人照例鞭一百。

　　可见清宫最初不仅不把烟草列入茶、酒一类作为待客的物品，而且对禁止吸烟有严格的规定。

　　康熙帝本人不吸烟，也不喜欢别人吸烟。时有高丽贡烟万匣，康熙诏却之。翰林院检讨尤侗诗曰：“请看万匣高丽种，未许深宫近至尊”，即咏此事。

　　雍正帝也不主张种烟。陈琮《烟草谱》载雍正五年谕曰：

　　米谷为养命之宝，既赖之以生，则当加意爱惜。至于烟叶一种，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者也。惟在良有司谆切劝喻俾小民醒悟，知稼穑为身命之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

　　然而，雍正帝爱好鼻烟和鼻烟壶，这同他禁烟的主张不一致。

　　乾隆初期，政府关于禁烟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烟草谱》载乾隆八年（1743）户部议准民间种烟事云：

　　废可耕之地营无益以妨农功，向来有例禁。且种烟之地多系肥饶，自应通行禁止。惟城堡以内闲隙之地可以听其种植。城外近城奇零菜圃，愿分种者亦可不必示禁。其野外山隰土田，阡陌相连，宜于菜蔬之处，一概不许种烟，凡向来种烟之地，应令改种蔬谷。

　　乾隆十三年七八两月，大臣中曾两次高谈禁烟，皇帝均未知可否。六十年十二月，乾隆批复云南按察使江兰“请禁蒸酒”的报告称：“民间酿酒种烟等事，所在皆有，势难禁止。从前科道中有条陈禁止种烟者，以其不达事体交部议处。”有记载说乾隆吸过烟，且烟瘾很大，后来在太医的劝告下戒掉了，这恐只能作为野史传闻。不过，他对身边大臣纪昀等人嗜烟置若罔闻，不予干涉，这一点可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嘉庆以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原来的“例禁”则完全被抛弃无遗，突出的事例是对江苏监生周砎奏请禁烟案的处理。在这里，嘉庆朝面对广泛存在的吸烟事实，承认“民间吸烟习非一日”，不屑禁止；而且种烟也是合法的，种烟之地，“不过农田千百之一二，不足以伤农。”

　　清政府最初主张禁烟，虽然着重考虑种烟对粮食和其他作物的影响，但由于明末以来吸烟之风日益盛行，烟草的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而且政府禁烟立场并不十分坚定，又缺乏实际步骤和措施，禁烟的结果是徒有虚声。嘉庆、道光以后，鸦片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政府对吸烟和种烟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朝野上下关于禁烟的呼声就逐渐稀疏了。

清太祖1639年颁布的禁烟告示

清太宗皇太极画像.

雍正帝御用鼻烟壶正面

雍正御用鼻烟壶一组，制于大清雍正年间。采用碧玉与白玉结合而制，并有镶铜工艺，附紫檀木盒一个。每个壶高7.5厘米，宽5.7厘米，正面刻有梅兰竹菊四君子，背面有宪皇御制云诗四首，雕刻难度极大，为宪皇生前尤爱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