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

三十而立的王叔言，忧国伤时，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深感担忧。

于内：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混战，社会经济倍受摧残，民生凋敝，工业萎缩。官办的四川兵工厂、造币厂破坏殆尽，其他新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几近覆灭。据统计，自1911年到1933年的22年里，四川军阀混战次数达到了470余次，平均每月发生发生大战两次，参战人数更是达到130余万人。

于外：列强压迫，主权沦丧。特别是日本侵略者，欲吞并我东北山河的情势危急。

在这样的夹缝之中，王叔言与他的雪茄事业何去何从？

一

烟草工业南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中国经济领域的控制，在其占领区实行“统制”政策，以达到垄断物资的目地。民族烟草工业同样难逃厄运。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成立了满洲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并在辽宁营口、沈阳和大连等东北地区建立多个卷烟厂。此前已在中国市场运营的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基本控制了华北地区的市场。通过这种方式，日本烟草工业与中国烟草工业抢占市场。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对经济领域采取更为严格的控制，控制卷烟工厂，垄断烟叶原料和卷烟销售市场，大肆掠夺民族资产和劳动力，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发展遭到压制。如在上海，日本侵略者利用联营社垄断烟叶原料，上海一些卷烟工厂面临破产的危险。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近30家民族卷烟企业先后遭到破坏，其中14家烟厂损失尤其惨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厂房和主要机器设备均被日军焚毁；华成烟公司机器设备全部被毁，厂房部分毁损，约6000桶烟叶被焚烧。当时，上海民族资本烟厂仅19家开工。1939年底，民族资本家于耀西出资在山东济南创办的东裕隆烟草公司更是被日本烟草公司强行收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日本侵略者更是野心勃勃，将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共盛烟草株式会社、武汉华生烟草株式会社等6家公司合并，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华烟草株式会社，开始着手全面“统制”在华卷烟工业。

在日军侵犯过程中，许多中国卷烟工厂毁于硝烟中，但民族资本家们并没有屈从。他们有的在租界内持续重建厂房，创立了不少爱国品牌卷烟，用多种形式支持抗日爱国运动；有的将工厂迁往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另辟市场，将烟草工业与烤烟栽培技能引进本地，在烽火中复兴本地烟草工业。一些手工卷烟加工者将手工卷烟技能、手摇卷烟机等带到西南区域，推进了本地卷烟工业的展开。

二

“爱国”牌雪茄崛起

爱国牌雪茄

客观地讲，“中国雪茄奠基者”王叔言与他的益川工业社，技术开发日趋成熟，得益于中国烟草南下的风潮。

手工卷烟的技能，因为精密机械的介入，产量和工艺得到很大提升。“爱国”牌雪茄，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横空出世。由于其风格独特，在成都、重庆以及川西一带热销，民众对“爱国”牌雪茄的需求，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峰。

“爱国”牌雪茄是怎样一番风格独特呢？《什邡县志》中是这样记述的：“‘爱国牌’淡巴菰，为二十年代初期，王叔言的益川工业社著名产品。采用醪糟汁煮冬青胶进行烟叶发酵独特工艺处理，烟味特别香醇，吸后回甜，大受欢迎。”

民国三十七年（1938），什邡县政府的《经济概况报告》说：“本县手工业所卷之烟，精美异常，行销陕西、西康、西藏及成都、重庆各省市。主要名牌卷烟有异味型的爱国牌淡巴菰、本味型的工字牌以及号称‘吴、三、桂’的三个号牌的卷烟。其中，爱国牌淡巴菰因畅销而产量达到三百万支，远超其他号牌。”

“爱国”牌雪茄之所以畅销，表现在两方面：一方是由于“爱国”二字的巨大感召力，民众争相购买，以此表达爱国抗日的诉求和对国家民族的支持，；二是王叔言将所产雪茄的半数，低价供给奔赴抗战前线的川军将士，一时造成市面缺货。

王叔言把所有的获利，全部投入在生产规模的扩大上，仅益川工业社在什邡生产点的从业人数就达上千人。整个益川工业社，上下一心，在抗战后方夜以继日地生产“爱国”牌雪茄，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出川将士对家乡产品的特殊感情，支援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

“爱国牌”雪茄的生产销售一直持续到益川工业社歇业，在抗战期间共为前线将士提供了多少支产品无法统计，但其承载国人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却让我们永远铭记。

据《什邡县志》记载：1938年，益川工业社按上级要求，邮寄了一大木盒“爱国牌”淡巴菰参加“莫斯科世界农产品展览会”，一举荣获金奖，成为第一支走出国门、并赢得高度认同的中国雪茄。

参考文献：

《中国抗战期的民族烟草工业历史》张雷

《什邡县志》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