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烟草种植在全国逐渐扩张，社会经济等级两端的消费者，无论是贫农还是高官，都可以持续不断地买到新品种的烟草产品。因此，清代烟草零售业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进行：在著名生产中心加工的高端烟草在中国大城市的专卖店作为奢侈品销售，而在大多数庙会或地方赶集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廉价烟丝则为绝大多数都市和农村的穷人提供了一种简单的乐趣。

　　烟草在晚期帝国市场体系的各个层级销售，从帝国首都直到标准集镇。北京不仅是皇室居住的地方，也是高官、富商和出身名门的旗人的聚居地，有大量销售各种烟草的专卖店。到1717年，如果我们根据纪念康熙皇帝六十岁生日画卷上再现的许多招牌来判断，北京零售商出售从许多著名产地输入的旱烟，包括济宁、石码、蒲城和余塘。虽然仅凭图像再现无法证明来自遥远产地的优质烟草在北京的店铺里出售，但将宣传著名地方品牌的招牌精心绘制在这幅画中，表明康熙时期山东、福建和湖南的烟草在北京备受关注。一百年后，富裕的顾客在北京的大型烟草商号里可以买到来自任何地方的旱烟。

　　在专业烟草店销售的各种烟草制品中，江南地区的大城市（南京、扬州、杭州和苏州）、北方的天津、长江中游的汉口、南方的广州等地的富裕消费者也有相当多的选择。天津最早的烟草商店——中和烟铺建立于晚明时期。中和烟铺与北京著名的北裕丰商号一样，销售多种等级和品质的旱烟、水烟和鼻烟。这些是从全国各地和国外输入的。到清代中叶，烟店在北京各地都很普遍。在乾隆时期，至少如徐扬1770年的画卷所描绘的，苏州有八家高档烟店，其中三家专门销售来自福建北部的烟草。到18世纪中叶，上海不仅从福建和广东输人国内种植的烟草，而且从日本进口非常昂贵的烟草。1760年以后广州成为欧美商人被允许开展业务的唯一沿海口岸，广州居民不仅可以买到国产烟草，还可以买到在欧洲加工的巴西和切萨皮克鼻烟。19世纪的汉口有“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零售店”，其中有些专门销售汉中（陕西）和均州（湖北）的加工烟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