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情。

　　我堂叔带着一斤白酒、一斤红糖、二斤猪肉、两盒纸烟在媒人荞麦的引领下去蓖麻家求亲。蓖麻是个十八岁的黄花大闺女，长辫子、大屁股，是当时典型的乡村美女。我堂叔身材高大，体格端正，时年二十有二，还是个兵哥哥，这门亲事也算是门当户对。

　　蓖麻爹看到我堂叔带的两盒纸烟，眉心灌满了兴奋。那时普遍抽旱烟，纸烟可不是一般人能弄到的。蓖麻爹磕掉烟袋锅里的黃烟灰，又用火柴棒剔掉烟袋眼里的烟屎油，在皴裂的手心里划了一条长长的蛇印，搓了搓掌心，逼仄的屋里散布了满满的焦油味。

　　蓖麻爹接过我堂叔的纸烟，抽一支按在烟袋锅里，捏了捏纸烟末，就着我堂叔递给的火，猛吸一口，鼻孔里喷出两道白雾，柔柔滑滑地飘散。等烟雾散尽，蓖麻爹斜着半边眼，定定地说：亲就这么定了。说完，他的脸膛上现出红晕，安排蓖麻娘做饭，招待客人，那种神情简直够人回味一个世纪。

　　可是不久，堂叔因为不识字，没文化，从部队退伍了。堂叔再去蓖麻家，带的不是纸烟，而是半大纸包旱烟，旱烟也是托人买的，上好的烟丝像黄鹅油。蓖麻爹瞟了一眼烟叶，对堂叔不冷不热，提到婚嫁，蓖麻爹就骂骂咧咧拿堂叔和梧桐比，那根粗糙的烟袋锅敲得桌子山响，仿佛要把堵在嗓子眼儿里的烟屎油也给磕出来。

　　梧桐在银行工作，梧桐抽的是纸烟。

　　堂叔也曾找过梧桐，希望梧桐给走私一条纸烟，纸烟是有计划的，梧桐自己都不够抽，他哪能帮得上我堂叔。

　　订婚已满三年，结婚的事情还八字没一撇，蓖麻爹要我堂叔过八百元彩礼就结婚。

　　在当时，不要说八百，就是八十元彩礼普通人家也没办法拿出来，而我堂叔只是个退伍军人。堂叔也找过梧桐看能不能贷款，可梧桐说：“这么大额的款谁也贷不了。”

　　走投无路的堂叔在荞麦的点拨下，召集亲友邻居上百人，冷不防聚到蓖麻家，要强行将蓖麻抢回来成亲，我们乡下人称为抢亲。

　　堂叔带的上百人的大军将蓖麻家的小屋前前后后围了个水泄不通，里里外外搜了三遍也没找到蓖麻，原来拒绝了我堂叔，蓖麻爹就将蓖麻藏匿起来了。

　　恰逢蓖麻未过门的嫂子甜瓜过来串门，甜瓜和蓖麻年龄相仿，瓜子脸，大眼睛，虽没有长辫子、大屁股，但相貌俊俏水灵，也是人见人爱的大姑娘，这一点不可否认。上百人个个看得眼红，一拥而上，就将甜瓜架了回来。归路上，一帮亲友嬉笑怒骂：“丢了蓖麻，捡了个甜瓜。”个个脸上的成就感不亚于凯旋的将军，只有堂叔还深深地叹气。

　　甜瓜被堂叔抢回来的第三日，夕阳落山，最后一片晚霞褪去。她看着那些摇摇晃晃的鸡鸭，交头接耳地嬉闹，堂叔突然打开院门，敞开了一条大道，和甜瓜说：“你走吧！”甜瓜突然哭了，哭得让人茫然不知所措。

　　直到天黑，甜瓜也没有回去，哭得更厉害，一边细述自己命苦，一边责骂我堂叔毁了她一世清誉。

　　堂叔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做了糊涂事，正要去投案自首，却被甜瓜拦下说：“不嫌弃，就成亲。”

　　堂叔在窗子上贴上了大红双喜，放了一挂鞭炮就和甜瓜拜堂成亲了。蓖麻爹见堂叔动了真，领着民警，要抓堂叔。

　　甜瓜大大方方地站出来说：“我是自愿嫁的，谁都没有逼亲。”

　　蓖麻爹磕掉烟袋锅里一大截还没有抽完的烟叶，握烟袋的手僵直了半天没动弹，僵硬的舌头吐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甜瓜瞪了一眼蓖麻爹，毫不客气地说：“前三日你们来，我生是你们家的人，后三日你们来，我死也是人家的鬼。现在你们来，纯属搅事儿，不觉得好笑吗？”

　　蓖麻爹灰溜溜地回家了。

　　甜瓜和我堂叔虽有一段不光彩的抢亲经历，但和那个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俗相比，他们歪打正着的组合，彼此尊重，后来的日子恩恩爱爱，是我们村里少有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