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产品销势走强
最初,南洋公司的技术、人才以及企业的管理制度几乎都来自日本。虽然在企业制度选择上有过反复,但简照南同当时许多民族企业家一样还是钟情于与“家长式”管理相适应的无限责任制,这使得企业最后确立与手工作坊式不同并且符合当时时代潮流的资产阶级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从而保证了企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的有效运转以及效益的持续提高。在南洋公司参加国货展览会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其产品逐渐得到国人的认知,商家纷纷要求订货,以致供应不足而公司一时手足无措。在上述北京德华纸烟公司致南洋函中,还告诉南洋一个秘密,英美公司为对付南洋,提高了对经销商的津贴;同时向简氏兄弟出谋划策,建议按英美公司的办法给消费者赠券兑奖,以此为促销手段,并表示“愿为效力”。称:
贵公司各种之烟,近见销路大有开展,英美公司亦非常注意。见该公司招有十二人在京师东安市场地方摆设烟摊,专售该公司各种之烟,并将其旧招之分销小经理各家贴给、花费每家每月贴洋叁拾元,不准售别种牌烟。看其种种举动,系专在“飞艇”等烟,注重意图抵制。敝已向自招之经理分销各家提议,设法相抵,暗中破其用意,尚未见有成效,惟望贵公司早作计议,设法预防。否则一但(旦)被其压下,岂不枉费心迹(机)⑧。
该德华纸烟公司又是山东济南孚隆昌号的主要投资人,专门经营英美公司的产品,在烟台、黄村、周村等地建有多家分号。当南洋公司的“飞艇”进入山东,商人受提倡国货香烟的鼓舞,对这一新来的国货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德华公司成为南洋的代理商之后,孚隆昌号遂决定筹款购进南洋的产品,并致函南洋公司,要求派员来济南接洽。不料,1915年11月间,此事为英美公司驻济南“洋员”察觉(据称该“洋员”扣有南洋公司致德华纸烟公司的函件),竟取消了孚隆昌及其各分号的代理资格。为此,北京德华纸烟公司致南洋公司函称:
盖取消一节,本不足惜。在鄙人宗旨,俟经理贵公司之烟后,即伊不取消,鄙人亦决意辞退,此天然之公理。独已目下而此事尚未如愿,演出此种丑态,令人实难消受。现拟仍在山东省经理贵公司之香烟。鄙人决非为利益起见,实因提倡国货则外烟自然停滞矣。贮款专待,尚希派员来(山)东或按栈房均无不可,在贵公司可以畅销国货,在鄙人可借以落场,一举两善⑨。
1915年9月4日北京德华纸烟公司致南洋公司函之末页
又有上海隆泉公记号于1915年10月26日致函南洋公司,表示先购“飞艇”烟20箱,但抱怨南洋在上海没有分销机构,称:
贵厂所出各种纸烟甚合销路,足以抵货。惟申地无经售机关,无从购办,实为推广国货之一大阻力……贵公司制造精良,成效显著,为国货前途放一异彩。他日营业发展,必获雄跨地球之胜,欣佩之至……⑩
1915年11月,有浙江台州16家商号联合致函南洋公司,虽称上海没有分销机构,仍愿推销“飞艇”牌烟,请求代为发运,要求南洋“勿吝腕(惋)”。
在这期间,南洋的香烟广告开始占驻一些媒体的版面,与英美的“三炮台”等开展竞争。
1916年11月23日《申报》上南洋“双喜”、“飞艇”香烟广告
简氏兄弟将“中国人要用中国货”的号召运用于自身的业务宣传,提出“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其产品在东南亚一带特别是华人华侨聚集地大为畅销。1915年10月4日,简氏在暹罗(泰国)的分销店怡生昌号致函总公司,称南洋货未到,已接“种种订单”,货源不敷分配,以致“双喜”、“飞马”常有断销现象:“彼(英美公司)价则一日数升,而我价则始终如一,人安有不舍彼而就我之理。故以九月份‘双喜’销路而言,纵七百箱非难事也11。”又如印尼各埠,几乎全靠南洋供给,因供货不足,致使商人抬价,将每箱(5万支)180荷兰盾(约合107元)的“飞马”抬至200荷兰盾以上。南洋公司并不希望将烟价抬得很高,简照南之弟简英甫于1917年7月致函公司称:“惟起价之后,仍要有一大帮货在手,一俟起价,即将分发各埠,方能制止代理又试借端抬价。”
南洋公司靠打国货牌,取得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前期的发展,这对该民族企业长期存身于这一竞争性非常强的行业是十分重要的。1916年南洋推出“自由钟”牌,适逢袁世凯“驾崩”,共和再造,南洋借此大做广告,称该牌香烟“实为再造共和之一大纪念品”。
1916年8月29日《申报》上南洋“自由钟”牌香烟广告
1912至1918年这6年间,南洋的销售量从2.38亿支增长为18.51亿支,销售额从43.30万元增长到562.26万元,盈利从5.20万元增长到119.40万元,企业效益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下表反映南洋公司这一时期市场销售增长的情况。
1912-1918年南洋公司产品销售和盈利情况表
表2-1 单位:亿支、香港通用银圆万元
资料来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页25、38。 说明:本表仅为香港制造厂产品,上海制造厂1917年投产,产品未包括在内。
1918年初,南洋公司在上海等地推出“大喜”和“长城”牌与舶来品竞争,在报刊上以“‘大喜’所以预卜未来,‘长城’所以抵御外侮”为题打出广告,其广告词有这样一段话:
香烟本属消耗品之一种,敝公司讵愿提倡而推销之?顾吾人嗜之成癖,戒之不能遂,致舶品充斥,每年溢出金钱几达八九千万。长此不图补救,则财尽国亡,束手待毙,宁非大愚?因是敝公司不避艰难,精心制造,以冀挽回外溢利权。除前制“双喜”、“三喜”、“四喜”、“爱国”、“飞艇”、“自由钟”各牌外,兹更新制“大喜”、“长城”两牌,其如何精美,敝公司不敢虚夸,惟自信实高出同等舶品烟之上⑫。
南洋宣传国货一贯的思路是将吸国产香烟同“爱国”、“利权”甚至“民生”等重大问题及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英美公司难以容忍又无可奈何。1919年南洋广告中有这样一则广告词:
烟支虽小,负担甚重;爱国同胞,选择是用;民贫国弱,痛定思痛;不早回头,利权断送;双喜纸烟,气味香浓;吸之吸之,乐亦无穷;敬告中国主人翁!
1919年5月5日《申报》上南洋公司宣传国货的广告
“长城”牌大约于1918年推出,寓意抵御外敌入侵,在与英美公司的长期竞争中以国货为号召,是南洋公司最重要的品牌之一。
“长城”牌香烟宣传画(转自王安珠等《中外香烟广告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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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③④⑦⑨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页80、7-8、8、32-33、91、70、30。
⑤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2001年中文版。
⑥⑧⑩上海档案馆档案U181-1-27。
⑫1918年3月14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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