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ky Cann写道，随着欧盟致力于规范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决策者最好不去理睬化工行业的声音，就像他们对大烟草和化石燃料所做的那样。

Vicky Cann是欧洲企业观察站的活动家和研究员。

欧盟正提议逐步淘汰PFAS，这种有毒的“永久化学物质”存在于从煎锅到防水外套的所有东西中。但PFAS生产商及其行业客户正在反击。

全氟烷基化合物(PFAS)和多氟烷基物质是人造化学品，具有耐磨性和持久性，这意味着它们不易降解，因此被称为“永远的化学品”。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自科学家和永久污染项目，关于全氟辛烷磺酸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我们的身体和环境中的污染程度，试图处理这些有毒化学物质的成本，即使有可能，也将达到数十亿，甚至数万亿。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行业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这些化学品存在严重问题的，以及它们造成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最近对PFAS主要生产商杜邦和3M公司以前的秘密文件进行的学术分析表明，到1970年，各公司就知道PFAS“吸入剧毒，摄入中等毒性”，比公共卫生界早40年。

这些公司使用了几种策略来影响科学和监管，包括“压制不利的研究和扭曲公共话语”。

PFAS行业与大烟草和化石燃料行业的否认策略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法的遗产。今天在荷兰，人们建议不要吃杜邦PFAS工厂一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水果或蔬菜。

现在，对“永久化学品”的监管已被列入欧盟的政治议程，一项关于在欧盟范围内禁止PFAS生产、销售和使用PFAS的提案。这个行业已经变得聪明起来。

为了给自己的产品减负，PFAS污染者们正不厌其烦地认识到公众对“永久化学品”的担忧，同时试图说服决策者，他们愿意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在建立了这种叙述之后，PFAS的公共关系操作进入了第二阶段，采用了一种更加“一切照旧”的方法，即:争辩说生产者或用户自己的PFAS属于特殊类别，因此需要特殊待遇，例如选择退出禁令。

显然，欧盟提案中已经包含的5年或12年的临时选择退出是不够的。

相反，新的策略是将你的PFAS产品与欧盟的战略重点联系起来，无论是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绿色协议(Green Deal)的残余，还是旨在提高欧洲在半导体领域竞争力的欧盟芯片法案(EU Chips Act)。

业界夸张地坚持PFAS对这些行业至关重要，这否认了监管如何成为寻找可持续替代方案的关键驱动力。毕竟，各种供应链都在寻找PFAS的替代品，许多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公司要求全面禁止PFAS。

尽管如此，PFAS污染者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坚持这些策略——把自己表现为合理、关心的行为者，然后要求对他们的产品进行特殊选择。跟随这些化学品生产商及其企业客户进入战斗的是一大批定制PFAS的游说团体、公关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

欧盟官员一定感受到了压力，即使是在PFAS政策制定过程的早期阶段。

但它并不一定是这样的。

世界各国政府不再允许烟草公司在公共卫生问题上进行游说：消除吸烟的公众利益与烟草公司的商业利益截然相反。

当涉及到气候危机的决策时，决策者也越来越多地被要求拒绝化石燃料行业的游说提议。

那么，当涉及到监管PFAS和其他高风险物质和农药时，决策者为什么还要继续听取化工行业的意见呢?工业界正竭力影响有关欧盟PFAS禁令的磋商进程。

但是，一旦它结束，就应该让行业远离随后的决策过程。

PFAS是一种新型烟草，我们必须学习现有的防火墙策略来限制烟草业。绝不允许商业利益污染公共利益决策，规范“永久化学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