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在说起冯骥才先生,所有人的印象里他都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文豪。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年轻的冯骥才却是一名业务员,为了生计,他强迫自己成为一个烟民。成为作家后,冯骥才却保留了抽烟的习惯,在他的眼中写作时头顶的烟雾并非烟雾,而是千万缕的灵感。就像李白必须酒后成诗一般,许多好诗都出自于李白的“醉语”。其实作家的成就和吸烟与否并无必然关系,不吸烟的作家也能出大作品,比如姚雪垠。
冯骥才先生在戒烟时多次曾说只有在戒烟的时候,才会感受到烟的厉害。步入老年,冯骥才戒烟了,那段戒烟的经历也成为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回忆,这段回忆有苦痛、有煎熬、但更多的是乐趣。古人常说头悬梁、锥刺股来提升意志力做到想做的事。冯骥才在戒烟初始并不顺利,和所有人一样手中神不知鬼不觉就会拿起一支烟,这也曾经一度让想要戒烟的他头疼不已,于是开始发挥自己的才思研究了很多戒烟办法。他在想抽烟时会拿起一个没有烟丝的烟斗,象征性上一口,这也时常引得朋友大笑,还在房间中故意摆一盒烟,如同卧薪尝胆一般,但与勾践不同的是这颗“胆”只可以看坚决不尝。就是这样每天和精神世界做着斗争才有了没有烟照样可以写作的冯骥才。
不得不说冯骥才先生的戒烟方法还是比较“时尚的”,现在人们戒烟的方法基本主要靠嘴里放点别的东西,比如口香糖等等。或者有的人会将香烟改为茶烟或电子烟作为过渡,但这些只是手段,最终还是要凭借自身的自律性和意志力。这篇《往事如烟》详细讲述了冯骥才先生与烟的爱恨纠缠。
往事如“烟”
从家族史的意义上说,抽烟没有遗传。虽然我父亲抽烟,我也抽过烟,但在烟上我们没有基因关系。我曾经大抽其烟,我儿子却绝不沾烟,儿子坚定地认为不抽烟是一种文明。看来个人的烟史是一段绝对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
记得上小学时,我做肺部的X光透视检查。医生一看我肺部的影像,竟然朝我瞪大双眼,那神气好像发现了奇迹。他对我说:“你的肺简直跟玻璃一样,太干净太透亮了。记住,孩子,长大可绝对不要吸烟!”
可是,后来步入艰难的社会。我从事仿制古画的单位被“文革”的大锤击碎。我必须为一家塑料印刷的小作坊跑业务,天天像沿街乞讨一样,钻进一家家工厂去寻找活计。而接洽业务,打开局面,与对方沟通,先要敬上一支烟。烟是市井中一把打开对方大门的钥匙。可最初我敬上烟时,却只是看着对方抽,自己不抽。这样反而倒有些尴尬。敬烟成了生硬的“送礼”。于是,我便硬着头皮开始了抽烟的生涯。为了敬烟而吸烟。应该说,我抽烟完全是被迫的。
儿时,那位医生叮嘱我的话,那句金玉良言,我至今未忘。但生活的警句常常被生活本身击碎。因为现实总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还会叫真理甘拜下风。当然,如果说起我对生活严酷性的体验,这还只是九牛一毛呢!
古人以为诗人离不开酒,酒后的放纵会给诗人招来意外的灵感;今人以为作家的写作离不开烟,看看他们写作时脑袋顶上那纷纭缭绕的烟缕,多么像他们头脑中翻滚的思绪啊。但这全是误解!好的诗句都是在清明的头脑中跳跃出来的;而“无烟作家”也一样写出大作品。
真正的烟民全都是无时不抽的。
他们闲时抽,忙时抽;舒服时抽,疲乏时抽……我们误以为烟有消闲、解闷、镇定、提神和助兴的功能,其实不然。对于烟民来说,不过是这无时不伴随着他们的小小的烟卷,参与了他们大大小小一切的人生苦乐罢了。
我至今记得父亲挨整时,总躲在屋角不停地抽烟。那个浓烟包裹着的一动不动的蜷曲的身影,是我见到过的世间最愁苦的形象。烟,到底是消解了还是加重他的忧愁和抑郁?
父亲抽了一辈子烟。抽得够凶。他年轻时最爱抽英国老牌的“红光”,后来专抽“恒大”。“文革”时发给他的生活费只够吃饭,但他还是要挤出钱来,抽一种军绿色封皮的最廉价的“战斗牌”纸烟。如果偶尔得到一支“墨菊”“牡丹”,便像中了彩那样,立刻眉开眼笑。这烟一直抽得他晚年患上了“肺气肿”,肺叶成了筒形,呼吸很费力,才把烟扔掉。
十多年前,我抽得也凶,尤其是写作中。我住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写长篇时,四五个作家挤在一间屋里,连写作带睡觉。我们全抽烟。天天把小屋抽成一片云海。灰白色厚厚的云层静静地浮在屋子中间。烟民之间全是有福同享。一人有烟大家抽,抽完这人抽那人。全抽完了,就趴在地上找烟头。凑几个烟头,剥出烟丝,撕一条稿纸卷上,又是一支烟。
如今我已经戒烟十年有余。屋内烟消云散,一片清明,空气里只有观音竹细密的小叶散出的优雅而高逸的气息。至于架上的书,历史的界线更显分明;凡是发黄的书脊,全是我吸烟时代就立在书架上的;此后来者,则一律鲜明夺目,毫无污染。今天,我写作时不再吸烟,思维一样灵动如水,活泼而光亮。往往看到电视片中出现一位奋笔写作的作家,一边皱眉深思,一边喷云吐雾,我会哑然失笑。并庆幸自己已然和这种糟糕的样子永久地告别了。
一个边儿磨毛的皮烟盒,一个老式的有机玻璃烟嘴,陈放在我的玻璃柜里,这是我生命的文物。但在它们成为文物之后,所证实的不仅仅是我做过烟民的履历,它还会忽然鲜活地把昨天生活的某一个画面唤醒,就像我上边描述的那种种的细节和种种的滋味。
去年我去北欧,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一个小烟摊前,忽然一个圆形红色的形象跳到眼中,我马上认出这是父亲半个世纪前常抽的那种英国名牌烟“红光”。一种十分特别和久违的亲切感拥到我的身上,我马上买了一盒。回津后,在父亲祭日那天,用一束淡雅的花衬托着,将它放在父亲的墓前。这一瞬竟叫我感到了父亲在世一般的音容,很生动,很贴近。这真是奇妙的事!虽然我明明知道这烟曾经有害于父亲的身体,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希望彻底撇掉它;但在父亲离去后,我为什么又把它十分珍惜地自万里之外捧了回来?
我明白了,这烟其实早已经是父亲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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