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肺移植和健康科普专家陈静瑜提交了一份建议，将尘封数年的一件公共议题又拿到台面上——国家“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迟迟未能出台。

陈静瑜回顾道，2014年，国务院法制办将上述条例（送审稿）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然而，这项法规的后续版本作了较大修改，从“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放宽为“将工作场所的禁烟区域限定在共用区域，允许餐饮场所、娱乐场所、住宿场所、机场航站楼等4类室内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区域。”更让陈静瑜无法理解的是，尽管北京、上海、深圳、杭州、青岛等20多个城市陆续出台了地方控烟相关法规，但国家层面的法规拖了6年多，至今未能出台。

国家层面控烟法规的长期缺席引发一系列后果：一是“二手烟”严重影响健康。陈静瑜强调，科学研究标明，100%无烟环境之外的任何方针，包括通风、空气过滤、指定吸烟区，都一再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烟草烟雾中至少含有69种致癌物。二是部分吸烟者对控烟规定置若罔闻。笔者在北京、杭州等地的中餐厅、烧烤店里，不时能看到多名吸烟者在餐桌、卡座聚众吸烟，面对明显的空气中异味以及呼吸道的不适感，服务员担心惹恼顾客而不愿多管闲事，笔者出面劝阻还要被翻白眼、说闲话。三是地方法规缺乏国家法规的权威性和威慑力。多地缺乏其他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等配套措施，再加上很多市民不熟悉举报电话、监督人员赶到现场取证困难、媒体持续曝光和多部门联合执法更是少见，地方法规难以倒逼吸烟人群更加遵纪守法。

公正地说，过去20年来，在一代代卫生官员与医生、学者的接续推动下，我国控烟运动取得了长足进步。健康影响的警示字眼印上了香烟包装，广播电视禁止播放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包括所谓“公益形象广告”），高铁车厢、楼堂馆所等重点公共场所全面禁烟。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专门设立了控烟目标：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同时，要运用价格、税收、法律等手段提高控烟成效。

工业革命以来，烟草化身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身份象征，烟草广告诞生许多创意营销的“金句”。烟草工商业以“公民自由权”“贸易自由权”之名阻挠国会控烟立法。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专家们与烟草利益集团收买的“御用专家”围绕“吸烟是否是肺癌元凶”展开学术论战。发达国家的控烟运动经验教训表明，在烟草工商业的强大利益集团面前，不能依赖个人英雄主义的一腔孤勇，也不能仅凭运动式执法的短期效应，而需要长期的、基础性的制度建设，以走出控烟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艰难处境。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2803亿元，同比增长6.2%，上缴财政总额12037亿元，增长2.3%，这两个数字都创下历史新高。在肯定烟草行业对国家和地方财政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青少年、女性吸烟群体增多，电子烟携金融资本快速发展，及其对国民健康造成的风险和损失。为避免烟草工商业阻挠、限制、破坏国家控烟行动，笔者郑重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将国家健康影响评价评估的“第一枪”瞄准烟草工商业。作为一项中长期国家战略，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建立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系统评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工程项目对健康的影响，健全监督机制。建议在国家层面，围绕烟草工商业的产业政策、“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对国民健康的影响，由公共卫生学界进行独立第三方的专业评估，特别是探索设立烟草工业健康净值（工业增加值-健康损失）的指标，绝不能让烟草工商业以“大而不能倒”的姿态绑架控烟方面的规划、立法、政策。

二是在部分省市，烟草工商业是当地的GDP大户、纳税大户、就业大户。当前，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各地在“六稳”“六保”的政策要求下，个别基层官员忌惮于当地经济发展指标，往往对控烟运动持消极被动甚至主动喊停的立场；而作为国有企业的部分烟草生产企业、专营公司负责人缺乏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大局观，只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建议扭住“关键少数”的“指挥棒”，完善地方领导干部履职机制，将其考核评价与健康宣教行动（特别控烟研究与宣传）挂钩；对控烟行动施加不当影响者应当在干部任免上被“一票否决”。

三是跳出部门立法，加速国家层面控烟立法出台。建议借鉴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立法经验，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从原国务院法制办上升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直接主导立法进程，减少个别部门、利益团体的不当阻力。

（作者系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健康智荟”学术思想平台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