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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的成本,不能全让烟民承担

2020年08月12日 来源:《新周刊》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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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中国控烟协会把“脏烟灰缸奖”颁发给了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用以警示后者使用了过多吸烟镜头。

  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的吸烟镜头。

  这个从2011年起设立的奖项,还曾颁发给《让子弹飞》《钢的琴》《一步之遥》等著名作品。但大部分网友对此却不太买账,相关新闻评论区内,人们纷纷指责该奖项吹毛求疵。

  与控烟问题不同,脏烟灰缸新闻下,几乎全是揶揄之声。

  可见,多数人对影视文艺作品中烟草的忍耐度比现实中更高,彻底将香烟从流行文化中剥离,几乎成为奢望。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胡司令,抽一支。”即便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香烟也是重要道具。指望脱胎于现实的影视剧彻底禁绝香烟,不太现实。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仅仅在三十多年前,中国的飞机上还是可以堂而皇之吸烟的。学者葛剑雄在《八十年代乘飞机遇到过的尴尬事》一文中回忆,1981年他刚开始乘飞机时,座位扶手上还有烟灰盒,飞机上偶尔会发香烟。

  而这种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自由”最终得以改变,不是因为呼吁,更不是因为乘客的自觉,而是一次惨痛的事故。

  1982年12月24日,2311号航班由兰州经西安、长沙飞往广州。当飞机即将降落在目的地广州时,机舱内触发烟雾,降落机场后发生明火,最终二十多名乘客不及撤离,不幸身亡。

  事后调查显示,飞机起火的原因是一名乘客吸烟,烟头落入飞机缝隙。次年,中国民航局增添规定,国内航班一律控烟,几年后,吸烟行为在全球航班被彻底禁止。

  飞机控烟的往事足以说明,吸烟背后,牵扯着经济、道德、法规、社会习惯等种种因素,从接触烟草到消费烟草,烟民是这个长长链条上的一环,控烟,绝对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他们的道德自觉。而如果简单地进行道德归因,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引起群体的对立。

  今年两会,有代表提出,应该仿照其他国家,完善卷烟、雪茄烟等在包装上警示标识内容,因为目前仅靠那句“吸烟有害健康”已经很难起到警示作用。

  类似的提案几乎年年都会出现,但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烟盒上依旧印着精美的风景名胜、花鸟鱼虫。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三十年前,马季那段经典相声《宇宙牌香烟》:

  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得非常巧、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八盒香烟;金陵十二钗你买我十二盒;苏杭三十六景买我三十六盒;一百零八单将你买我一百零八盒;五百罗汉买我五百盒……

  马季饰演的那个满面红光的烟草推销员,某种程度上从未消失。/《宇宙牌香烟》

  一言蔽之,控烟的成本不能全让烟民来承担,更不能完全将烟民群体置于道德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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