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控烟协会把“脏烟灰缸奖”颁发给了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用以警示后者使用了过多吸烟镜头。

　　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的吸烟镜头。

　　这个从2011年起设立的奖项，还曾颁发给《让子弹飞》《钢的琴》《一步之遥》等著名作品。但大部分网友对此却不太买账，相关新闻评论区内，人们纷纷指责该奖项吹毛求疵。

　　与控烟问题不同，脏烟灰缸新闻下，几乎全是揶揄之声。

　　可见，多数人对影视文艺作品中烟草的忍耐度比现实中更高，彻底将香烟从流行文化中剥离，几乎成为奢望。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胡司令，抽一支。”即便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香烟也是重要道具。指望脱胎于现实的影视剧彻底禁绝香烟，不太现实。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仅仅在三十多年前，中国的飞机上还是可以堂而皇之吸烟的。学者葛剑雄在《八十年代乘飞机遇到过的尴尬事》一文中回忆，1981年他刚开始乘飞机时，座位扶手上还有烟灰盒，飞机上偶尔会发香烟。

　　而这种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自由”最终得以改变，不是因为呼吁，更不是因为乘客的自觉，而是一次惨痛的事故。

　　1982年12月24日，2311号航班由兰州经西安、长沙飞往广州。当飞机即将降落在目的地广州时，机舱内触发烟雾，降落机场后发生明火，最终二十多名乘客不及撤离，不幸身亡。

　　事后调查显示，飞机起火的原因是一名乘客吸烟，烟头落入飞机缝隙。次年，中国民航局增添规定，国内航班一律控烟，几年后，吸烟行为在全球航班被彻底禁止。

　　飞机控烟的往事足以说明，吸烟背后，牵扯着经济、道德、法规、社会习惯等种种因素，从接触烟草到消费烟草，烟民是这个长长链条上的一环，控烟，绝对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他们的道德自觉。而如果简单地进行道德归因，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引起群体的对立。

　　今年两会，有代表提出，应该仿照其他国家，完善卷烟、雪茄烟等在包装上警示标识内容，因为目前仅靠那句“吸烟有害健康”已经很难起到警示作用。

　　类似的提案几乎年年都会出现，但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烟盒上依旧印着精美的风景名胜、花鸟鱼虫。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三十年前，马季那段经典相声《宇宙牌香烟》：

　　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得非常巧、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八盒香烟；金陵十二钗你买我十二盒；苏杭三十六景买我三十六盒；一百零八单将你买我一百零八盒；五百罗汉买我五百盒……

　　马季饰演的那个满面红光的烟草推销员，某种程度上从未消失。/《宇宙牌香烟》

　　一言蔽之，控烟的成本不能全让烟民来承担，更不能完全将烟民群体置于道德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