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城市来说，禁烟总是处在一种薛定谔的猫式的状态。

　　相关条例一年严似一年，如果你是一个遵守规则的人，想在迈出家门后找一个自在吸烟的地方，并不容易。

　　但事实上，彻底落实“公共场所禁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民楼里噙着烟归来的邻居、办公楼里吸烟的上司、餐厅包间里热情散烟的宾客、火车站站前广场上夹着烟的民工兄弟……在这些场合，身处人情社会的你我，很难将“禁烟”二字大方地说出口。

　　2017年，同样是在郑州，一位医生在电梯里劝阻老人熄灭香烟，争执之中，老人因心脏病发猝死，而迎接医生的，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麻烦。

　　这样的规定，能够落实几分呢？/　华西都市报

　　2018年，宁波一位男士同样在电梯内劝阻吸烟，被对方打伤；北京一位女士在向餐厅多次反映无果后，准备拍摄视频曝光隔壁桌吸烟的食客，遭到威胁。

　　《光明日报》援引了这两个案例，表示“法律‘长牙齿’，劝阻吸烟才有底气”，可即便禁烟法规真的足够严苛，怎样施行也是一个大问题。

　　普通香烟三五分钟就能抽完，这两年流行起来的电子烟更是随时随地都能抽上一口，相对清新的气味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周遭的反感，禁烟又该从何禁起呢？

　　《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一个案例：深圳禁烟督察队突击检查一栋写字楼，在总经理办公室内发现塞满烟头的烟灰缸，总经理情绪激动，与执法人员争执后选择报警，声称未经事先沟通进入个人办公室，侵犯个人利益。

　　写字楼的独立办公室，能尽情抽烟吗？/　南方都市报

　　评论区替这位总经理叫屈的网友，不在少数。耐人寻味的是，对于禁烟现状，部分非烟民和烟民的判断往往截然相反——前者觉得还远远不够，后者觉得已经过头。

　　疫情以来，国内机场、车站的吸烟室纷纷关闭，社交平台上不乏老烟民倒苦水：“航班延误加上吸烟室关闭，每一分钟都难熬。”

　　还有人坦言，因为动辄几个小时的飞机或高铁行程完全禁烟，所以更倾向于选择普通列车，因为传统列车的车厢连接处，通常是默认吸烟区，可与此同时，普速列车也应仿照高铁彻底禁烟的呼吁从未停止。

　　三年前，一位刚刚结束高考的女生从北京乘K字头列车去往天津旅行，短暂的车程中一直被二手烟困扰，遂将哈尔滨铁路局告上法庭，要求该趟列车拆除烟具，取消抽烟区，这起诉讼也被称为“普列无烟诉讼第一案”。

　　类似话题总是争论频出。/　中国新闻网

　　两个群体一再陷入“道德互殴”，非烟民憋屈——凭什么要接受陌生人的健康污染？烟民也有点想不通——全款买的车，一年里却只有一半时间能上路，合法买的烟，面对越来越少的吸烟区、吸烟室，也没了用武之地。

　　非烟民不该遭受二手烟的折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寄希望于依靠烟民的自觉达成禁烟或将烟雾封闭在私密空间的目的，目前看来也很难实现。把本应对整个烟草文化、烟草经济的审视，下沉到仅对烟民群体的指责，最后也只能造成双方无休无止的口水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