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举措，举行业之力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特别是从2月20日开始连续作战、不懈努力之后，1-2月份的生产、销售终于恢复正常水平，赢得了与时间赛跑的阶段性胜利，烟草行业再一次在特殊时期、关键时刻全力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大局、促进国家财政和经济增收作出应了有贡献。　　

　　由负扳正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发动、开足马力。　　

　　尽管当期的损失已经降到最低，“十六字”方针托底了市场韧劲和增长后劲，社会库存的必要补充、市场需求的积极打通、当期消费的即时启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次生影响，但疫情期间的消费损减已经无法挽回，社会消费的恢复正在进行当中，还将需要一个必要的过程，促进从销售到消费的转化所产生的压力正在成为行业所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　

　　更大的影响，在于疫情对于卷烟消费的重塑与再造。　　

　　“超出计划”或许是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冬天的共同遭遇，落脚到卷烟消费这个具体环节，除了当期——因为消费空间、消费场景、消费条件不具备、不充分所导致——的消费抑制之外，既要考虑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由此延伸到卷烟消费的涟漪效应，也要看到疫情所制造出来消费意愿、消费习惯、消费方式等诸多“不在计划之中”的深刻变化。

　　有些是早已有之，疫情确认了这种不可逆；有些是疫情期间，趋势呈现出加速扩大化；有些是因为疫情，偏离了习以为常的惯性轨迹。这些变化和趋势，看起来重要性不如当前恢复经营常态、消化社会库存的压力来得急迫、强烈，却对未来的消费走向以及有效应对有着更多的不能忽视、难以回避。不能因为指标转好，又或者顾不过来，就对此视而不见。　　

　　第一，安全性　　

　　因为肺炎的反射式病理联想，放大了“吸烟有害健康”的负面性、破坏性，在缺乏科学依据和事实支持的前提下，消费者的担心，一是认为是吸烟导致的肺炎，吸烟的影响被主观地极端化、绝对化；二是吸烟不利于疫情防控，觉得吸烟有可能增加疫情感染的风险。基于对疫情的心有余悸，这样的担心会在疫情过后仍然对消费形成一定的干扰和抑制。

　　一个显见的事实，有一部分疫情期间的被动消减正在逐步演变为疫情过后的主动调减，基于自我的健康需要，被疫情期间验证“可以做到”之后，主动“少抽”替代被动“抽少”成为新的习惯养成。有调查显示，接近半数的被调查者有疫情过后“尽量少抽一些”的意愿和计划。积极一点看，“少抽”总归比“不抽”要好一些，“少抽一点”也有可能“抽好一点”。　　

　　在克服心理障碍之后，等待消费者的仍然取掉口罩吸烟的两难困境。在疫情防控期间自不待言，即便到露天场所，取下口罩吸烟不仅让自己承担实打实的风险，也很容易收获他人的白眼。考虑到疫情的中长期影响，被疫情“教育”后的大众将会养成公共场所甚至日常生活都佩戴口罩的习惯，口罩有可能成为新的消费障碍。再一个，保持人与人之间足够的距离也很麻烦。　　

　　卷烟的社交价值，除了一般意义的礼节往来，更在于社交场合的现场润滑，从递到接再到点这些心意、情感表达的动作和过程。在疫情期间，减少了大量的社交往来倒还衬托不出来这个过程的潜在难处，疫情过后在取烟、递烟、接烟的时候，就难免有些无以言表的尴尬，不管是先洗手后取烟、吸烟，又或者先消毒再递烟、接烟。在健康之外，卫生已经成为新的关切。　　

　　之前，黄鹤楼倒装版已经被重新站上烟草热搜，虽然当初的版本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烟丝漏掉就是非常致命的Bug，但这种思路和铝箔保湿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失为解决取烟、递烟过程防止污染的可行之策。甚至有消费者呼吁能不能以支为单位的独立包装，最大限度减少传、递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从消费者的角度，“无接触取烟”正在演变成为刚需。　　

　　第二，便利性　　

　　这个宅在家里的假期，几乎完成了对所有人的线上消费的教育与普及，也让线上消费成为了更多人的新的生活习惯。从实际体验的角度，线上消费在疫情期间在必要性的基础上体现了便利性，疫情过后则将会以便利性延续其必要性。与这种趋势所对应，则是线上化、数字化的加速与提质，这又会从改善体验的角度进一步刺激线上消费的扩大化、普及化。　　

　　对于卷烟消费而言，疫情期间的不方面购买，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期消费，同时被网购教育起来的消费者——尤其那些年轻人——会越来越不习惯唯独烟草制品的游离于外。在不逾越网络卖烟这条红线的前提下，增强零售终端的集客能力、客服能力、配送能力应该有新的行动计划，在赋能于零售客户的基础上，协同零售客户共同提高面向消费者的服务能力。　　

　　另一方面，宅在家里固然有难以避免的不便，家庭成员面对面的反对是最直接的劝阻，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自动解决，尤其走出去到露天户外场所，除了要努力消除疫情所形成的心理投射，还需要围绕安全性、便利性来为消费者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和场所保证，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在必要性之外，也因此增添了更多的紧迫性。　　

　　第三，合法性　　

　　左右吸烟行为的选择，一个来自于自我，健康意识是最为关键的决策因子；另一个来自于他人，对非吸烟人群带来的影响。这些方方面面归纳起来，也就是吸烟带来的负面性。在疫情防控期间，吸烟的负面性都被更加强烈的暴露出来，尤其是烟气、烟味、烟灰等外部影响动摇了消费的必要性。对应到烟民本身，消除这些影响的根本就是确认吸烟的合法性。　　

　　一个是保障烟民的合法权益，在持续降低烟草制品危害和风险的基础上，为消费者保证更安全、更卫生、更加优质的产品提供；在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为消费者营造更合理、更适当、更受到充分尊重的外部环境。这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及所期望的结果，就离不开充分尊重非吸烟人群的利益和诉求这个烟民以及烟草产业的充分自觉。　　

　　另一个是还原吸烟的本来面目，消除那些妖魔化、极端化、过激化的标签。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赋予吸烟更多的精神属性，不管是社交需要，又或者个人选择，烟草制品以及吸烟行为已经被证明能够提供生理满足之外更多的精神满足，但这样的常识渲染，既不能用力过猛，也要防止适得其反。在某种意义上，消除那些外部强加的羞耻感更重要，也更关键。　　

　　从烟草产业的角度，合法性体现在：　　

　　支持并实施烟草控制。　　

　　证明是更为有效的控烟主体。　　

　　持续不断地降低和减少烟草制品危害与风险。　　

　　积极引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改造传统烟草制品。　　

　　合理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确保牢牢掌握市场控制的主动权。　　

　　事实上，疫情对于经济社会——包括卷烟消费——的重塑远不止这些，有些东西可能是应急反应，比如各路直播的火热，除了当期没有办法的办法之外，也有宅在家里闲得发慌、闷得要死的原因，有些题材类型未见得继续火下去。有些变化则正在成为新的习惯，纠正、适应、引领都是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但终归与时间赛跑，接下来一年半载对于整个行业至关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关注这些趋势变化，并非所谓的刺激消费，而是合理地满足需求，因为烟草不做，别人就会去做，烟草不做，就是失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