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刊登“资深媒体人”韩福东文章，题为“民初传教士禁烟应得公正评价”。文章称，传教士在禁烟领域“贡献卓著”，“美国的表现可圈可点”。而杀害传教士的中国民众，“怕也算不上什么‘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以下为文章全文：

　　清末曾因禁烟而引发鸦片战争，令我们这个老大帝国颜面丧尽。由鸦片贸易而衍生的暴利，长期支撑着它在中国的流通。但社会层面造成的诸多弊病，在20世纪初终于也引发西方的反省。美国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们的鸦片调查委员会所作《关于几个亚洲国家鸦片使用和贸易情况》的报告，刺激了英国朝野。接下来的良性进展是，1909年2月，美国发起在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会”，中、美、英、法、日、德、俄等13个国家参与。英国在禁烟的问题上，有明显的退步。

　　但在全面禁烟之前，问题仍然棘手。待到帝制变共和之后，这仍是考验中英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对中国政府而言，禁烟不仅意味着拒绝“洋烟”，还要对种植于本国的“土烟”有所限制。后者，也存在不小的难度。

　　当时驻京的英使朱尔典，就曾以中国东南各省都督严禁印度烟土进口，导致外商比上年亏损严重，而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英国外务次官在议院关于中国种植罂粟及吸烟总额的答辩中称，中国政府对于逐渐减种罂粟一事，不按中英条约办理，稍有懈怠之状。已经停种罂粟的省份，又开始复行种植；已经禁运印烟的各省，亦多种植罂粟。

　　来自英国政府的话语，将禁烟的焦点脱离出危害身体的健康层面，而更多赋予其经济意义。在这种话语下，它与主权的关系不大，似乎更多成为中英两国凭借鸦片逐利的经济战，可以相互攀比。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于1912年12月30日回复称，对英国外务次官在议员的说法“深为诧异”，经查，此前系因革命起义，导致地方扰乱，中央命令不能通行，或有二三省的匪徒暗行种植鸦片，以资获利。等到革命告成，秩序恢复，中央饬令各省都督严禁种植，鸦片已经禁绝。譬如湖南省，前因有匪徒种植罂粟，后制定法律禁止，近来有某个外国人周游该省，据其到京报告，该省禁种鸦片，已经根株断绝，所以关于禁烟条例，已无须颁布。

　　陆徵祥还称，如贵国政府所称中国各省种植罂粟果有实据，必须将实查日期及种植区域确实指明，否则只是空论虚言。如果贵政府为中国政府提出实据，则何幸如之。中国政府何尝有意违背中英鸦片条约？听说外务次官在议院中还曾表示，中国共和政府前途艰巨，大有谅察苦衷之处等语。中国政府遥听之下，感铭不已。现在上海储存的鸦片颇为巨额，推英政府之意，必知勒迫各省将民间鸦片悉数收买一事，于事实上颇为至难，中国政府亦断难办到。(《外交部答复英使禁烟抗议内容》，《申报》1913年1月6日报道)英使也于1913年1月8日照会中国外交部，称英国政府认为英华禁烟交涉头绪纷繁，非另派员专司其事，不能得其要领，现派卫尔生为驻华禁烟交涉专使，专负其责。此后关于鸦片交涉，中国外交部可与该使接洽。

　　在此次中英鸦片交涉风波中，有一位名叫丁义华的英国传教士，以个人名义电请伦敦禁烟总会仗义执言，进行调停。他认为中国据约行事，并无错误，英使误听该国烟土商的一面之词，倘不从速了结，恐伤国际感情。(《中英禁烟交涉近况》，《申报》1913年1月9日)

　　在英国国内，也有来自民间的禁烟协会，不遗余力批判英政府在对外输送鸦片上的不光彩角色。中国外交部1913年1月11日即接到驻英代表刘玉麟的来电，内称英国国民禁烟会全体上书质问英政府：中华民国自革命成功后，上下一心冀在扫除鸦片之毒害，凡为文明国家，必当赞助此举，不意近来英国在华外交当局对于中国禁烟事业，不惟不加提倡，反借口尊重商民权利，横生干涉，殊与大不列颠名誉有损，至于外交当局声明中国如不就英国提议之范围，英国决不承认中华民国，尤为离题太远，请将其理由按条答复云云。《申报》在次日的报道《英人之赞助中国禁烟者》中，称从这些上书者中“亦足见大国民之风度矣”。

　　其实，英国政府指控的中国各省仍多种植罂粟，并非无的放矢。从当年《申报》7月11日的报道《陕西神木县民反对禁烟大风潮》中亦可看出，陕省北部的神木一带，烟苗甚盛。1913年夏天，政府查禁烟苗，结果导致“该处匪徒某，因借端鼓惑乡里，谓有符箓咒语，可以保护烟苗，乡民贪烟苗重利，从之者甚伙。该匪徒到处设坛请神，其举动颇有类于义和拳、白莲教，自五月至六月半间，人数愈集愈众，已有七八千人之多。”该县知事刘汉青恐酿事端，于是会同该处驻扎的防营，设法劝导，想令其解散，没想到这些匪徒不仅未听劝导，反而恃其人众，将县知事及防营百余人全部杀害，随后又把衙署仓库及各商号抢掠一空，并焚烧该县所有教堂，且杀死传教士数人。进入7月，匪乱更蔓延于邻县数处。在《申报》报道此事时，陕西省张都督已派军队前去剿办。

　　神木县种鸦片的情状，当然构成对陆徵祥外长所说“革命告成，秩序恢复，鸦片已经禁绝”的一个反驳。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罂粟已成很多地区农民和商人的摇钱树，禁种鸦片会造成政府与民间的紧张情绪，甚至会激发民变。从神木事件也可看出，传教士也是鸦片交易既得利益者中的眼中钉，有可能成为禁烟过程中的牺牲品。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有识之士多痛恨鸦片带给中国的负面效应；但在已经凭借鸦片获利的中国民众那里，禁烟又是一个不被欢迎的事情。

　　究实而论，传教士在中国禁烟中，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这些传播上帝信仰的修道者，深切感受到“鸦片贩子”标签在传播福音过程中所造成的阻力。1874年，在中国传教的理雅格等人就曾联合商界发起“劝禁鸦片会”，3年后，在华基督传教士还召开大会，决议鸦片仅用于医药，禁止贸易。各地传教士兴办的戒烟会所也在19世纪末大幅增加。1909年万国禁烟会召开时，美国政府的首席代表也是宗教人士———勃兰特主教。待到民国肇始，传教士仍在禁烟的第一线发挥巨大作用。

　　20世纪中叶，曾有一段时期的媒体和历史宣传中，将传教士定位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穷凶极恶的文化帮凶，而反抗传教士文化入侵的造反者，则功莫大焉。至少在鸦片贸易和禁烟层面，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传教士在此领域贡献卓著。以神木民变为例，那些造反杀人者，怕也算不上什么“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虽然被杀害的传教士具体因何遭忌，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和他们鼓吹禁食鸦片、成立戒烟会而被种植罂粟的民众所痛恨应脱不了干系。驱去意识形态的迷雾，我们应该对在华传教士有个实事求是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