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窄说

大时代有大人才，

大人才创大未来。

大未来有大宽窄，

大宽窄创大时代。

（一）

　　自改革开放后算起，中国人度过了三个鼠年。分别是1984、1996和2008。沿着36年的坡路往回看，这三个鼠年，各具意义。

　　1984年，老人前往南方视察，肯定深圳发展。中国大开国门，拥抱世界。各行各业大干快上，怀揣火热的心，投身祖国建设。

　　1996年，历经三年宏观调整，经济过热缓解，高通胀结束，民营资本得到更多参与权。斗争叙事剥离日常，老百姓们安居乐业。

　　2008年，经济飞速发展，很多人都愿意把那一年称为“崛起元年”。在国人记忆中，那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所谓兴邦的一年。

　　三个鼠年，正是中国的三个发展阶段。

（二）

　　先说1984年。那年春晚，一个叫张明敏的歌手唱出《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本是九龙电子表厂的工人，只在1979年拿过业余歌赛冠军，此后便无佳绩。在1984年的香港，以张的水平，根本当不成明星。

　　偏偏那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在即。春晚导演黄一鹤，突然想找香港艺人上台，就跑到深圳去打听。路上听到《中国心》，赶忙把张明敏弄到北京。

　　当年有句话，叫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的中国心》。一个在香港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命运就此改变。此后，张明敏在内地巡演，创下过一年150多场、5天连唱12场的纪录，比香港那帮去红磡的巨星还要洋气。

　　同样改命的，还有陈佩斯和朱时茂。

　　这俩人是八一电影厂的青年演员。朱时茂好歹演了个《牧马人》里的“老许”。陈佩斯在八一厂，一直不怎么得志。他老早就想自己搞喜剧、拍电影，可惜人微言轻，写的本子不是被毙，就是被别人拿去拍了。

　　1984年，黄一鹤找到他和朱时茂，在天坛体育宾馆憋出个《吃面条》，成为春晚首个小品，就此成为小品鼻祖。

　　当晚，陈佩斯一战成名。

春晚首个小品《吃面条》

　　1986年，陈佩斯离开体制，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拉投资、拍喜剧。小品王的身份，帮他奠定了观众基础，让拉投资变得事半功倍。

　　无论陈佩斯还是张明敏，都要感谢贵人黄一鹤。

　　当然，黄一鹤的魄力，关涉不止他一人。在他身后，还有许多从业者。他们敢于试探、突破禁区，这都离不开1984年的时代背景。

　　那个鼠年，万象更新，自由空气，流溢全国。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84年，老百姓精神生活极其贫乏，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任何一个新鲜事物出现，都能收获广大群众的注意。唱一首好听的歌，就能红遍全国，演一部稍微像样的电视剧，就能家喻户晓。

（三）

　　1984年还有个不可忽视的时代气氛，那就是老同志对年轻人的信任。

　　改革开放浪潮下，很多老同志意识到，世界终究是有才干的年轻人的，于是尽可能地提拔目力所及的青年才俊。这里面，就有两个日后在山东高密乡顺利会师的大人物。

　　一个叫张艺谋，一个叫莫言。

　　张艺谋第一次命运转折，始于1978。当时北电在陕西全省13个棉纺厂分配了一个考生名额，好巧不巧，就落在张那个厂。

　　老谋子破格进入北电。

　　不过毕业后，他并不像他同学陈凯歌，可以幸运地留京，而是被分配到了荒远的广影厂。当时有11个人被分过去，最终只去了4个。很多人，都不想认这个命。

　　张艺谋不行，他不认命，书就白念了。

　　幸运的是，在广影厂，他遇到了韦必达。

　　韦必达为了留住人才，提前备好了房子。之后，张艺谋和几位青年立下军令状，在韦必达的支持下，组建一个青年摄制组，平均年龄才27岁。在韦必达的扶持下，几个生瓜蛋子拍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

　　1983年年底，文艺界搞所谓的“人性论”大批判，电影被定性为“精神污染”。韦厂长不服，不断上书电影局，据理力争：

　　“如有错误，全由我这个厂长来担责！”

　　张艺谋是《一个和八个》的摄影。片子出来，北京的陈凯歌坐不住了，跑到广西，希望得到韦必达的帮助。老韦又丢给陈凯歌《深谷回声》，让他和张艺谋搭档，去陕西拍《黄土地》。1984年，《黄土地》横空出世，再遭业内反对。

　　为使电影公映，韦必达奋力疾呼。

　　最终付出的代价，是被调任离厂。

　　当时张艺谋给韦必达写信说：“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我们也记着您悲愤上书电影局，记着您无私无畏地支持保护我们…”

　　确实，1984年，要不是韦必达让张艺谋、陈凯歌搭档去陕西。张艺谋八成不会遇到他的第二个贵人，吴天明。并在吴天明的大力支持下，拍出那部《红高粱》，一跃成为国际名导。

　　第五代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

　　老张遇到韦必达时，老莫遇到了徐怀中。

　　那年，徐怀中受命筹备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从各军单位招了35名学员。莫言当时不过原总参谋局宣传科一个排职干部，没写出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他从同事那里得知有文学系招生，但要营级以上资历，就放弃了。结果没两天，情况有变，说不要级别。莫言赶去报名，可期限已过，人招满了。

　　就在这时，徐怀中看了他的小说《民间音乐》。

　　当即破格录取。

　　当时莫言很狂，没代表作，却点评了一个有资历的前辈，说人家写得不好。人说他酸，他气不过，回家憋了一星期，写出《金色的红萝卜》。稿子被徐怀中看到，改名为《透明的红萝卜》，并力荐给《中国作家》的主编冯牧。

　　刊发后，迅速在文坛引起震动。

　　就这么着，毫无名气的莫言，一下成了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透明的红萝卜》一文，也被视为高密魔幻主义开山之作。

　　后来在瑞典，莫言将徐怀中称为恩师。徐怀中说：

　　“这话过分了。要说恩师，他要感谢七八十年代中国蓬勃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

　　这倒是句一针见血的大实话。

　　1984年，还有很多像张明敏、陈佩斯、张艺谋、莫言这样的文艺工作者，在松绑大潮中，在贵人帮扶下，踩到了改变命运的跳板。

　　比如组建“七巧板乐队”在家写原创摇滚的崔健，比如生在电影乐团偶然录了《东京之夜》的张蔷。前者两年后唱出《一无所有》，后者两年后登上《时代》周刊。他们都是84年自由空气的受惠者，开放思潮下的幸运儿。

　　所谓时势造人，不过如此。

（四）

　　不过文艺工作者的运气，总有些被动。

　　同时期另一拨人，则是先知先觉、主动改变着自身处境。其中杰出代表，就是王石。

　　1984年，邓公去深圳视察，王石觉得“干大事的时候到了”。当时，国内有一阵办公设备热潮，王石赶紧成立“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倒卖办公设备，替内地需货企业向港商订货。

　　当然，想开这种公司，你得有特殊人脉。

　　同样先知先觉的，还有北京的柳传志。

　　看到《经济日报》将中关村第一个下海研究员陈春先称为“弄潮儿”后，40岁的柳传志按捺不住，拿着计算所拨的20万元，在传达室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一开始他没找到好项目，干“倒爷”被骗了14万。公司正在生死一线，中科院买了500台IBM计算机，把验收、维修、培训业务交给了他，送上70万元的服务费。

　　这幸运的大反转，也依赖柳的资源背景。

站在风口上的王石

　　由此可见，1984年，率先觉察出经济政策动向、意识到市场风暴来临的创业者，一方面要感谢大历史，一方面还要感谢个人特殊关系。

　　一般人，就算看到这变幻潮流，也不具备冲浪的资本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只能站在一边干瞪眼。这一点，之后92下海的群英也一样。那批具有政府背景的好青年们，和84年的元年企业家类似，他们的成功，很大成分上得益于对国家政策的洞察，和对稀有资源的把握。

　　真正仅凭一双慧眼认出风暴的，是96年和08年的创业者。此乃后话。

　　总的来说，36年前那个鼠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