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成都市地图，与石有关的地名信手拈来。如西边有石人坝、大石路、地角石，南边有南五块石、石羊场；东边有天涯石、麻石桥、石板滩；北边有北五块石、五丁担；城中有青石桥、支矶石、石笋街等等。

　　成都平原，四川话称之为“川西坝子”。其是位于中国四川盆地西部的一处由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沱江及其支流等多个洪积—冲积扇重叠联缀复合而成的平原。整个平原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地势平坦，地表相对高差在20米以下。平原主体物质由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组成。地上是厚厚的一层黑土，黑土下几米才能见到小小的鹅卵石和沙层，在平原之上是找不到自然遗存的大石头的。

　　而今天成都的许多街道地名含“石”，甚至还有中国第一家地方官办学堂“石室”等。笔者一直心中有个疑问：从地理学来讲在成都城区地面应该是细沙为主，但为什么出现了很多和石有关的地名？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吗？成都平原四周有群山环抱，难道这些石和这些山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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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石遗迹：实物为窄，现身神话却宽

　　如果没有古蜀国的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支机石、天涯石等石头即使是神话传说中从天而降的“他山之石”，也会被人们窄视为普通石头而已。

　　成都现存的石迹有二：支机石、天涯石。

　　支机石在成都西城城墙内侧，面对支机石街西端。石呈灰色，乃粗沙岩石，高约2米。支机石之来源及名称，民间传说颇多。一传说与西汉探险家张骞及神秘星相家严君平相关。严氏常在成都为他人占卜，某次张骞乘木筏探索黄河源头，竟至银河，在回来时他带了一块大石，并询问严君平此石之由来？严告诉他此乃织女星织机下垫石也。

　　天涯石位于成都东北天涯街，此乃长而平之尖石，为灰色砂岩，高逾2米。此石来源无考，然而传说甚多。其中，关于天涯石的来历就有两种，一种是女娲补天时一块石头不慎从天顶落下，石头落在了成都一条小街上，附近百姓顶礼膜拜，并取名为天涯石。另一种则认为，天涯石是一块从玉皇大帝的宫殿围栏上掸下落到人间的神石。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带有强烈的神秘感。

　　有些石的地名也有来历。

　　如石笋街的来历也有神秘的传说，有的认为石笋是蚕丛氏所留，有的认为石笋是镇“海眼”的神物。

　　五块石系由五块灰色沙石垒叠而成，高约3米。相传，五块石乃海眼之盖也。意其下有一井与海相连。又传，昔有人试欲启之，风雨骤至，惧而止之。据考证，是因为五丁背来大石做成桥墩而得名，今石已不存。成都平原的石头稀少，需从百里以外运来，古蜀交通困难，石头就更显得珍贵。

　　古蜀“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这种墓志石其实就是显贵的象征。也许，这可以为五块石是古墓志作一佐证。五块石的“五”，在古代是一个神秘的数字。“五”字音通”无”字，五、无均有极　（最重、最大数）　之意。西周典籍以五为极数，如“五刑”、“五礼”、“五声”　等。古蜀传说中能屙金的“五石牛”、大力士“五丁”，都很神异。从四川省各市县（地名录）来看，省内尚有双流、宜宾、营山、达川等县市存在“五块石”地名，成都的五块石不会是孤立或偶然的现象。可见，墓志石不用四块、六块，而用五块，说明了古蜀人对五字的偏爱，乃至崇拜，从而赋予五块石以神秘的色彩，引起后人对先人的敬仰和追思。

　　有一个地名——“犀浦”虽然无石，但却因石得名。据《蜀王本纪》记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因曰犀牛里。”《华阳国志•蜀志》中载，秦国蜀郡太守李冰整治都江堰水利工程时“作石犀五头以压水精”，“作三石人，立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水经注》中亦载，“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压水精。”岑参《石犀》有“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尔无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之句，杜甫《石犀行》亦曰：“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2018年夏季，成都发生水灾，就有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镇水石犀”的出土和移位所致。出土石犀概况如下：身长：3.3米，身宽：1.2米，身高：1.7米，体重：约8.5吨，年龄：2000多岁，性别：不详。石犀或将改写中国雕塑史，石犀与李冰治水有关。因沉犀成浦，所以郫都区有了犀浦这个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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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石崇拜：他山之石蕴藏着似窄却宽的文化因子

　　在“大石崇拜”这一窄的表象下，这些下凡到人间的“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成为今天成都的“名片”，而且对于拓宽天府文化的再造也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可能还要从古蜀说起。成都平原之大石遗迹，在地方志及繁多著作中，屡见记载。魏晋间蜀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是这样记载的：“（蜀王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上文所述，上古蜀中“每王薨，辄立大石……今石笋是也”。这种以长（条）石作为墓表的文化现象，其风甚烈且流布甚为久远，这曾使刚到成都的杜甫极为惊奇，有《石笋行》记叙其事：“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在秦砖汉瓦已经得到充分普及运用的汉代，蜀郡太守文翁要开办学校，还得舍近求远，舍弃方便易行的砖瓦，而费财劳力地从城外远处山区采挖石头，运进城中，这是因为蜀人“石有灵气”的价值观决定，故为“石室精舍”。换句话说，当时的蜀人认为，只有“石室”才能达到“精舍”的完美，因为《蜀王本纪》早已说得明白：古蜀王“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

　　在一些先秦典籍中，关于大禹从石头中出生的说法甚多。如《墨子•墨子后语》宣称“禹产于昆石，启生于石”。陈寿《三国志•蜀书》言：“禹生于汶山之石纽，夷人不敢牧其地”。唐代欧阳询等编撰的《艺文类聚》卷六引战国时墨翟弟子的《随巢子》亦记载：“禹产于昆石”。宋代罗泌的《路史》引汉代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曰“禹生于石”。“大禹”诞生于汶山郡广柔县（隋改曰汶川）石纽山刳儿坪石穴这个华夏民族传说，以及世人对“石器时代”的远古记忆，更多地留存于巴蜀大盆地之中，成为天府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遗传基因。

　　石头作为生命之源的传说已根植巴蜀大盆地人们的心中，它还对中国文学产生着深远影响，如《西游记》的“石生灵猴”、《封神演义》中的“石矶娘娘”，以及“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那块顽石。巴蜀民间流传当孕妇难产时，置一石于床底，可助生产，由此形成巴蜀地区的一种求子民俗。将石头当作神异之物供奉，当地不少人到这里烧香许愿，以求获得神石庇佑。有些时候，一些人家的小孩子有个头痛脑热的，也到这里来，在石头跟前拜上几拜。作为古蜀先民的图腾，大石的神圣性让世人充满敬畏，绝不允许亵渎和侵犯。晋代陈寿的《益部耆旧传》对天涯石曾如此描述：“人坐其上，则脚肿不能行，至今不敢践履及坐。”

　　石头，是打破人类的原始动物性的茫昧，而进入文明的第一个符号。当第一个猿人从大地上捡起第一块石头作为工具或武器抛掷出去的时候，人类就和其他动物正式地划分了界限。“古代人或以巨石造神殿，或以巨石造墓，或以巨石造神像，都是古代人对于巨石信仰所表现出来的最高热情”，大石文化可否算是成都人对更早的“蜀山”生活的追忆？成都作为巴蜀文化的汇聚点，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传统文化上个性鲜明，“大石崇拜”文化现象非常突出。它曾经深存于古蜀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习惯中。作为一种图腾现象，它是人类对远古时期的一种记忆。蜀山氏族把石头当作自己生命之源，当作自己的保护神，当作自己的归宿。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蛇、石虎是否也可算是佐证呢？而留存至今的成都街道地名正是昭示的证据。

　　后来岷山河谷的“蜀山氏”下移成都平原，即《蜀王本纪》记载的：“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汶羌地区的大石崇拜意识，随着人们的迁移路线，在成都平原扩展流布，一代代沿袭传承，至今仍然保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蜀人生于石，养于石，最后归葬于石。涂山氏的“化为石”，为蜀王开山的武丁，死亡的方式亦是“化为石”。成都的“大石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