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斗转星移，70年大江东去，70年风雨兼程，70年红色记忆。
 
　　追溯“大鸡”烟70年的发展历程，追忆那段烽火年代的红色传奇。在“泰山（大鸡）”卷烟重装上市热销之际，我们走进“大鸡”烟的诞生地——山东省临沂莒南刘家扁山村，循着历史的脚印，重温那段战火纷飞的激情岁月……
 
　　“大鸡”烟厂的成立
 
　　“烟卷喽，烟卷喽！”在敌人据点门口，我军侦察员化装成卖烟的小贩，手托烟盒卖烟卷，一边喊着一边观察敌人的动静……
 
　　这是我们在许多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情景。其实，大鸡烟厂和“大鸡”烟的诞生，也和我军侦察员刺探敌人情报有着密切的关系。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第四个年头，敌我斗争变得更加残酷复杂。当时鲁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临沂被日军重兵把守。日军还在临沂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机构的头目名叫高桥，年龄虽然只有30岁，却是个出了名的中国通，他除通过宪兵队、特务系、警察局控制驻临沂城的日伪军和伪政权之外，还集中主要力量，采取各种手段，窃取我党我军的情报，帮助日军进行大扫荡，破坏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如何打击日伪军的特务活动，获取敌方情报，粉碎敌人的大扫荡，成为我军当时的重中之重。为此，山东军区敌工部（八路军115师敌工部）抽调了张方庚（原临沂地委组织部部长、行署副专员）、周子明（原枣庄行署副专员）等几位搞过敌工工作的同志，建立了侦察队，开始了针锋相对的对敌情报工作。
 
　　开始，侦察队主要是靠化装侦察，乔装改扮成小贩、行商，伺机进入临沂城内，在酒馆、饭店、集场、赌局等敌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搜集情报。这种做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单靠道听途说获得的情报不系统、不准确，难以成为我方采取行动的决策依据。特别是一些重要敌情，仍然缺少可靠的情报来源。同时，我方侦查人员有的是外地人，在出入日伪关卡时，经常遇到一些麻烦和危险。张方庚深思，能不能寻求一种更好的方式打探掌握敌情呢？他猛然想到，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是利用职业作掩护开展情报工作，那么，我们能不能搞点职业作掩护呢？他把这个想法一说，立刻获得了同志们的认可。在谈论到以什么职业作掩护时，大家提了很多建议，有的说卖菜，有的说卖布，但都没有一个身份可以有效地接近敌人。这时有位同志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以前有同志到临沂侦查时，看到两个汉奸为了一盒烟打得头破血流，听到这里，张方庚心中一动：“敌占区缺烟，我们可以利用根据地产烟的优势和他们拉关系，套情报……”张方庚的提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认可。
 
　　利用卖烟做职业打探敌情的建议报到上级，立刻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因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了严密封锁和频繁扫荡。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生产销售卷烟，既可以刺探情报，又可以增加根据地的经济收入，一举两得。1942年秋，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敌工部(山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在莒南县址坊区横沟村(今属朱芦乡)的一户贫农家里创办了卷烟厂（大鸡烟厂前身）。创办之初烟厂规模小，工艺简单，仅有4名职工，用木盒卷烟。每到烟叶成熟季节，敌工部人员就把工厂卷制的卷烟以及从莒南县十字路、相邸、大店等集镇的农户手里买来的卷烟通过地下工作人员带进敌占区，一部分卖给小商贩，与其建立供销关系，剩余主要部分供应给地下工作者，让他们以卷烟作诱饵，靠近日伪军，搜集军事情报。
 
　　为了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建立联络点，敌工部通过内线关系，派遣敌工人员张玉卓，携带家眷在临沂城定居，以开炭场、出烟摊作为职业掩护，积极开展对敌情报工作。张玉卓通过卖烟认识了汉奸队的一些小头目，然后又通过他们逐步靠近了日寇和汉奸的一些头面人物，探取了许多真实可靠的情报。有一次，张玉卓到日本宪兵队去，从敌人的交谈中了解到日军驻临沂司令官川本，正在集结日伪军到汤头一线扫荡。得到这一重要情报，滨海地区武装部门迅速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调集了一批地方武装和民兵，沿途设伏，袭扰敌人。第二天拂晓，敌人按照预定的计划出发，从过了沂河大桥，就不断遭受我小股武装的袭击，几乎是“庄庄枪声响，村村地雷鸣”。敌人行进到白塔时，遭到我地方武装的激烈抗击，走在前面的汉奸队被我们全部消灭，队长被击毙，敌军且战且走，一直到下午四点才到达汤头。川本下令休息之后，敌人就成群结伙地到汤头温泉里去洗澡，谁知一进汤池，我们布在水中的地雷就接二连三地爆炸……
 
　　随着对敌斗争的发展，卷烟的需要量越来越多，单纯依靠小作坊式的生产和从农户手中收购，显然已供不应求，而且有些收购的卷烟，由于质量较差，日伪军的高级头目根本不用。为了让卷烟打入敌人上层，使其在敌人核心中发挥作用，1943年春，山东军区后勤部扩大投资，卷烟厂规模迅速扩大，产品正式定名为“大鸡”牌卷烟，同时烟厂正式定名为“利华烟草公司”，即大鸡烟厂。由此，红色政权下的第一家卷烟厂———大鸡烟厂正式创立，第一个红色烟草品牌———“大鸡”也正式诞生。新烟厂下设工厂部和营业部，分别负责卷烟生产和供销业务，因其生产的卷烟产品质优价廉，除在当地畅销外，还远销上海、南京、徐州等地。
 
　　“大鸡”名称的由来
 
　　规模扩大后的新卷烟厂叫什么名字，生产的卷烟叫什么名字，这在当时也颇费了一番心思。
 
　　当时，作为烟厂主要负责人的张方庚等共同商定了命名的原则：名字要通俗，含义要深刻。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议论，有的叫解放，有的叫黎明，一直讨论到下半夜，先后共起了几十个名字，但都感到不理想。这时，屋外传来一声雄鸡长鸣，张方庚猛地一拍大腿，说：“有了。”一直静静地坐在墙根思考的“秀才”孙鲁泉闻此默默地用笔在纸上勾画起来，当大家问起他在干啥时，他把手中的纸举起来，一只英武的大公鸡展现在大家面前，大家都高声说：“好!”张方庚说：“雄鸡一叫天就要亮了，这象征着革命胜利已为期不远，雄鸡报晓体现了人民盼天亮、盼解放的心情，正好咱们烟厂所在地刘家扁山村村东有个金鸡岭，咱的卷烟就叫‘大鸡’吧!”孙鲁泉同志闻此当即高兴地吟诗一首：
 
　　阴云漫漫雾重重，
 
　　东风阵阵扫寒星。
 
　　雄鸡高歌天破晓，
 
　　红日冉冉正东升。
 
　　当“大鸡”烟的名称报到刘居英（时任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负责人之一）那里时，他兴奋地说：“‘大鸡’这个名字好，响亮、吉利、寓意深呀。”于是，“大鸡”卷烟名称正式确定，卷烟厂的名字也自然随之叫“大鸡烟厂”了。
 
　　正因为大鸡烟厂是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所以，从投产的那天起，职工们就把生产“大鸡”烟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据当时大鸡烟厂生产负责人、原枣庄行署副专员周子明回忆，那时提出的口号是：“多生产一箱烟，就等于多在敌营中投放了一颗炸弹，多生产一支烟，就等于向敌人心脏中多插了一把尖刀。”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夜以继日地劳动，生产指标一再突破，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这批自己生产的卷烟，除留下一小部分供应根据地军民之外，大多都运进了敌占区，重点是临沂城里。由于“大鸡”原料纯正，质量优良，价格便宜，气味芬芳，很快名声大振，博得了敌占区各界人士的赞扬，不仅日伪军政人员争买“大鸡”，就连川木、高桥也都偷偷地把“大鸡”作为生活的必需品，有时还买了供奉给自己的上司，后来“大鸡”烟甚至还远销连云港、徐州等地。
 
　　通过“大鸡”烟作媒介，我们的敌工人员逐步靠近了日伪军的上层人物，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密切配合了对敌斗争，成为联络各方人士，打击日寇的有力武器。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鸡”烟作为专供品，被送往延安，受到了来自各解放区代表们的广泛好评。自此，“大鸡”烟红遍了整个解放区。
 
　　“大鸡”烟厂和品牌的历史变迁
 
　　卷烟厂成立后，多次成为日伪军“扫荡”的重点目标，致使烟厂不断搬迁，先后移至阚家沙土汪村、小嵯峨村、刘家扁山村等地。
 
　　在刘家扁山村，卷烟厂获得了快速发展。在那段岁月里，刘家扁山村村民们出房、出物、出人工，帮助卷烟厂职工们出色地完成了卷烟生产任务，农忙时烟厂职工也帮助村民收庄稼、干农活。就这样，通过职工们的艰苦奋斗和群众做坚强后盾，大鸡烟厂发展迅速，职工由原来的几人发展到几十人，该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战模范村。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大鸡烟厂随部队迁到了交道便利、商业较发达的大店镇，并先后在临沂、连云港及日照等地设了分销处，又成立了原料部，下设运输队。1946年春，大鸡烟厂从上海购进三台小型卷烟机，并高薪从青岛烟厂聘请了技师，专门负责技术指导。由于增加了新设备，聘请了技术人员，烟厂逐步从手工生产转入机器生产，职工增加到200多名，日产卷烟2000余条，成为滨海地区的骨干工业企业。
 
　　1946年秋，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为适应战争需要，大鸡烟厂分成三个分厂：留在大店的为第一分厂，转移到沂南县界湖的为第二分厂，由苏中转移到日照县李家大村的新四军一师新达烟草公司并入利华烟草公司为第三分厂。不久，一分厂因大店遭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搬至街疃村，三分厂因设备丢失，只能维持简单生产。1947年4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界湖、街疃连遭飞机轰炸，一、二分厂奉命迁至日照李家大村一带同三分厂合并，并精简了机构，开机进行生产。
 
　　1948年1月，华东局决定将大鸡烟厂移交地方政府管理。5月中旬，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