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是清末民国的一项重要政策。鸦片进口，大量中国人深受其害。各地方政府也想尽办法，督促民众戒烟。民国进入第二个年头，1913年初，在江苏省，巡警总局鉴于禁烟虽已实行，但仍难免有私吸情事发生，所以特别禀请都督府，核准在玄妙观设宣讲所。因江苏人性喜听书，故要求说书人在说书之前，附带演讲鸦片之危害，劝人民早日戒除。苏州城有个名叫光裕社的说书团体，在接到巡警总局的指示后，表示愿担此义务。

　　但是鸦片成瘾，显非单靠说教就可戒掉，一手软，另一手还需硬。在《申报》1913年1月4日刊发上述消息当天，上海禁烟局调查员徐士文，在小南门外查知江北人(江苏北部人)、人力车夫姜鸿寿家有违禁私吸鸦片情事，当即协同533号巡士，进内搜查，查获烟具烟膏等物。徐调查员将姜鸿寿押解至商埠巡警局法办。

　　第二天，调查员王增寿又在小东门外查见江北人陆阿四持有烟膏烟盒，当即把他拘押。后在禁烟局长的指示下，将陆阿四与此前被拘押的烟犯张子山、杨海和邱克明共四人，一并提回讯问。

　　这一天，上海禁烟局严局长还特地拜会了商埠巡警局长文云。严局长说，他接获调查员报告，得知各乡盛行打吗啡针，作为鸦片成瘾者的替代品。现已查得闵行镇的更夫阿关泉，每日在打更棚内代人打针；另外，在北桥镇开铁店的吴焕章，也贩卖吗啡。

　　“吗啡针一项，害人性命毒于鸦片万倍，现在司法总长已经定有专律惩治此种人犯。”严局长说，他已转饬闵行区官，派干警将更夫阿关泉捉拿归案，现场起获针、药赃物。现在北桥镇涉案的吴焕章，可否直接由贵局派警前往？抑或由闵行区官就近派警前往查缉？希望贵局酌量施行。言下之意，严局长还是以商埠巡警局出马为第一考虑。

　　据《申报》报道，严局长细数了吗啡针的可怖之处，表示民众往往受针数月即肌肤溃烂而死。既然现在严查吸食鸦片，难保没有不肖烟民，以药针作为替代品，自寻死路。如不严密稽查，并施以重罚，不足以让贩卖吗啡者警惕，也无从解救这些烟民的生命。禁烟局已函请各乡的自治公所，随时进行访察，发现吗啡人犯，立即报案。同时，也希望商埠巡警局予以配合缉拿。

　　禁烟需要跨部门合作，上海彼时还有英美与法租界，分割治理，加大了禁烟的难度。更难的是，禁烟影响了殖民者的贸易利益，因而受到英国很大干涉。

　　但就国内而言，禁烟令之下，各地政府贯彻不一。譬如在江西、安徽接壤处的湖北黄梅县，县知事何世廉奉命禁烟后，立即严厉执行，重惩种植户，封闭烟馆，查禁烟民，“不数日间烟毒已有肃清之象”。但是江西的德化、安徽的宿松二县，禁令均属松懈，一般烟民因湖北查办过严，就跑到这两个县去暂避，对禁烟构成大碍。湖北民政长夏寿康因此致电江西省都督李烈钧、安徽省都督柏文蔚，希望对德化、宿松两县严切查禁。

　　虽然同属湖北省，但公安县的禁烟就比黄梅县废弛得多，其中尤以与湖南沣州接壤的何家潭、石子滩等处最为严重，以致湖南省烟民越境购吸，对湖南省禁烟构成障碍。湖南省的都督谭延闿为此来电责难。湖北省民政长夏寿康，以该县知事罗仰焕漠视禁烟为由，决定严惩，以儆其余。将罗知事撤职后，又派委员前往查办。(《申报》1913年1月9日《鄂省禁烟交涉近状》)

　　除了各省步调不一外，禁烟执法者的腐败也成为影响民众观感的大问题。这其中的一个案例发生在上海崇明县。该县知事王绍曾，在任内与禁烟调查员施芳百、民团总长黄仲芬、县参事会议员张宗华等人，“狼狈为奸，借禁烟问题任意敲诈。”后来受害的乡民上访告状，苏州高等审判厅调查案卷后，将他们四人依据刑律，判处有期徒刑，饬令崇明地方检察厅提案收禁。王绍曾等人不服，准备请蔡翔时、陆才甫两律师提起上诉，希图翻案。但因该县检厅已派警前来拘捕，所以他偷跑到了上海，崇明县地方检察厅为此电请上海地方检察厅派警截留。(《申报》1913年7月3日《崇明知事犯罪之原因》)

　　上至县知事、参议员、民团总长，下至普通的禁烟调查员，借禁烟之名敲诈勒索已成普遍现象。甚至于还衍生出一种职业，伪冒调查员禁烟，以索取好处。“近自禁吸鸦片以来，每有不肖之徒假冐调查员名义，恐吓勒索，无所不为。”鉴于此，上海禁烟局严局长特再下令，要求本局调查员查有私吸私售情事，均须拘至当局等候发落，不能私下受贿。他已密派亲信友人，分投侦查，以便对违法者进行拘拿究办。(《申报》1913年1月11日《查究冐名索诈》)

　　1913年1月26日，《申报》专门针对此种现象刊发杂评《敬告主持禁烟事宜者》，内称：“凡百禁令之设施，苟雷厉风行，往往易流于骚扰。盖执行禁令者未必皆贤，而不贤者每利用社会心理上之恐怖，以行其奸欺，而社会遂厌苦其骚扰。此不独禁烟为然，而禁烟之调查其尤显著者也。”

　　这篇评论的作者进一步称，他所顾虑的不仅是骚扰，而是我国社会的另一通弊：为避免骚扰，矫枉过正，因噎废食，致使对禁令不敢执行。“为安靖人心计，为永保法令之实行计，严密约束调查员，实为今日禁烟问题中之急务。”

　　即便站在现在的立场看，禁食鸦片也是一个良政。只是鉴于吸食鸦片者重，决策的策略性和可操作性必不可少，甚至需要一定的执法缓冲期，对吸食和贩卖者也应有不同的处理区隔。从当时的《申报》报道可以看出，这个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委实走样很多。官员的旧道德崩解，而新制度尚未建立有效的制衡机能。其结果是，各地长官或者虚与委蛇放纵贩卖吸食鸦片；或者令行禁止严肃法纪，则陷入扰民和敲诈的泥潭。《礼记》中有“苛政猛于虎”的说法，其实，在民权不彰的时代，有时候良政又何尝不能达到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