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后方商品供应紧张，加上其滥发货币，导致物价上涨。为平抑物价，调节供需，增加财政收入，1941年3月，国民党决定对食盐、茶叶、卷烟、火柴、糖类等5种消费品先试办专卖，以便控制主要消费品的生产和运销。1942年5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正式宣布在国统区实行战时烟类专卖。

　　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烟类专卖实际上是官僚集团，即四大家族控制操纵下的产物。看到烟类专卖有利可图，四大家族都想在烟类专卖局里安插自己的亲信，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种种矛盾。其中，孔祥熙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

　　孔祥熙和宋子文是郎舅关系。孔氏和宋氏两大家族，是蒋介石的两大重要经济支柱。孔祥熙利用职务之便在烟类专卖局的一些重要部门里安插了很多自己的亲信，把持了烟类专卖。宋子文也想在烟类专卖局中安插自己的亲信，但无从下手。

　　实行战时烟类专卖需要一大笔钱，孔祥熙向其他三大家族借钱，宋子文不乐意，带头坚决不肯借钱。孔祥熙没有办法，就采取了在卷烟上加贴“专卖凭证”的办法，即按政府收购卷烟价格的50%（后来机制卷烟提高到100%，手工卷烟提高到60%）征税。

　　采取加贴“专卖凭证”办法的同时，烟类专卖局对卷烟承销商和零售商进行了重新登记，不听其指挥的就不发给营业执照。于是，烟类专卖局又和民族资本家发生了矛盾。对各烟厂，烟类专卖局不但登记其存货，还派驻厂员，对生产横加干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有宋子文做靠山，因此不买烟类专卖局的账。孔祥熙也就更加刁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给它的生产经营制造了种种困难。1943年8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报上登出启事，称物价一月数变，烟价迟迟不调，厂方亏累不堪，无法维持生产，故拒绝发货。这一启事见报后，立刻引起了诸烟厂的共鸣，随后许多报纸都对烟类专卖局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一时间，烟类专卖局成了舆论批评的对象，这使孔祥熙感到十分难堪。孔祥熙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1945年初，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再加上专卖体制本身也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调整税制，简化机构，废止了专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