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在欧洲逐渐大行其道的同时，烟草消费也作为一种时尚生活方式兴起。尽管原产于美洲，它却在英国逐渐流行起来。17世纪，烟草逐渐在英国成为一种大众嗜好。绅士们在咖啡馆、酒吧厮混，叼着烟斗吞云吐雾，分享雪茄，甚至还吸食鼻烟。巨大的市场需求促成烟草贸易的繁荣，北美的优质烟草源源不断地输入英国。1700年至1770年间，英国的烟草进口量从3800万英镑增长到了1亿英镑。

　　1761年，伦敦药剂师约翰・希尔在《当心鼻烟的过度使用》中率先质疑，鼻烟可能导致嘴唇、口腔、咽喉的癌症。不过，时尚和流行总能横扫一切质疑。约翰・希尔的论著在那个年代只被当成一场闹剧。

　　跟咖啡一起，烟草继续在咖啡馆流行。1850年左右的克里米亚战争在烟草流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位土耳其士兵碰巧弄丢了自己的烟斗，就用一张报纸把烟草卷起来吸食。烟卷迅速像病毒一样传播，成为半岛战场上英、法、土、俄等国士兵中流行的新时尚。随后，解甲归田的士兵将新时尚传播到自己的国家。

　　消费者的持续追捧为烟草消费营造出一种氛围：烟草被消费者赋予了象征性，男性的勇武，女性的解放，少年的转变。这只会令香烟的传播更加疯狂。甚至，连烟草企业都参与进来，刻意维持烟草消费的象征性，以巩固烟草的流行。1870年，美国每年人均香烟消费可能不到一支。时间到了1953年，平均每个美国成年人每天抽10支，英格兰人12支，苏格兰人20支。

　　英语世界几乎完全沦陷。烟草传播一发不可收拾，与此同时，肺癌已经逐渐成长为席卷全球的流行病。1947年，英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癌症发病率在20年间上升了15倍。医学家怀疑了一切烟雾，但几乎没人会想到烟草的危害。1948年，英国的生物统计学家奥斯汀・希尔受命研究肺癌的发生率增高的问题。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发现肺癌跟烟草之间存在着联系。

　　这一发现并不容易令人接受。在美国，大量医生都是烟民，甚至连医学期刊都登载香烟广告。仅有一些资历不高的青年医生和研究者直觉上认为吸烟易致癌。

　　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后，英国大部分医生在庞大的公立医疗体系中服务。由于数据收集更容易，奥斯汀开始着手追踪医生的死因，探究肺癌问题。他最终收集到789例医生的死亡报告，其中36例死于肺癌；而且，这36位患者全部都是烟民。1956年，他的研究一经发表，说服了不少同行。

　　但是，一种广泛的时尚行为并不容易受到群体的质疑。二战结束后，烟草成瘾的退伍士兵再次推高烟草消费。烟草产业顺势推出无害的“过滤嘴香烟”。繁荣的广告业则大肆渲染烟草具有“男人本色的味道”，培养起女性烟草消费者。烟草产业在医学界的代理人则拼命鼓吹，癌症的病因更多是遗传性的。整个20世纪50年反而是烟草产业的极盛期。

　　反烟者也不放松，研究者拿出了更大样本的调查，进行更深入的病理学研究。一些社会活动家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寻求通过立法来压制烟草行业。一些杰出的律师也行动起来，通过高索赔额的诉讼来警示烟草企业。此后，烟草行业才逐渐学会让步，开始接受社会的约束。

　　为了对抗肺癌肆虐导致的医疗费用激增，美欧诸国都已经开征了烟草消费税。颇为滑稽的是，这一税种的大部分收入都直接用来补偿医疗卫生支出。或许，我们中仍然有人将烟草视为时尚。将泥巴当成糖果，不止是童年的趣事，有时甚至是人类的群体行为。

　　香烟与癌症的故事尽管只是《万病之王癌症传》中的一个小部分，却也是我们最不可轻视的一部分。人类自己选择的群体性时尚，一不小心就玩火自焚了。面临这样尴尬的境地，我们或许不应该只怀疑烟草业巨子的道德血液，还应反省自己对于从众性的自制力。群体性习惯累计自身，这绝对不是人类第一次犯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