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长期从医，对吸烟与健康的关系自然是熟知的。我也曾经受过一些影响，使我对控烟更有所行动。有三件事我记忆深刻。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医学代表团来访，瑞金医院的徐家裕医生(后曾任院长)任翻译，由于他的口译十分流畅受到美方所赞赏，被指名参与回访美国的代表团成员。徐医生在回国后所作的出访见闻时讲到，美国的医学专家发现中方成员中有多人吸烟表示惊奇并说，你们中国的医学专家怎么不怕死啊！这中美两方对吸烟与健康的意识差异之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件事，我在1985年夏进入市政府工作，市长办公会议在第六会议室，除正副市长、秘书长外，还有与会的部分委办局负责同志。每次会议开始，便有同志先分送香烟，各自点燃，边吸烟边讨论会议议题。待这第一支烟尚未燃熄，就有另一位同志分送第二支烟接燃，以后还有第三支……整个会议室烟雾弥漫，不吸烟的是少数，他们已经习惯于忍耐了，或者说是长期适应了。缺少忍耐是我的缺点之一，我只得隔时走出会议室透透气，但是透气后再回进去更是感到难忍。几次以后，我想我还是个医生，应对抽烟影响众人健康(包括吸烟者本人)的事提出意见和建议，于是在一次会议结束前向当时主持会议的江市长提出，会议室空气太差……可否有个规定，会议室内不能吸烟？江市长便说：“丽娟同志这个意见有道理……”虽没有说“同意”两字，实质上是支持了我的看法和意见。我便随即与市爱卫办副主任谢谷芬联系，要求尽快准备“请勿吸烟”的标牌。在此后的第三天，就在会议室的各张桌子上摆上标牌，并收掉所有的烟灰缸。吸烟的同志没有表示反对，不吸烟的同志则露出愉悦的神情，吸烟已成习惯的同志有时便在会议期间去室外过把瘾，会议室内能见度恢复了正常。

　　不久，市政府有多个处室门上挂牌：“吸烟者请勿入内”；“本室为无烟室”等。影响逐渐扩大，即使在县里召开镇长的大会，县长能接受我的提议，县长在台上带头不吸烟并在开会前先告示与会者不得在会场吸烟。这不仅会场空气好，也避免了会场上互相递烟而污染环境。

　　第三件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卫生城市建设期间，大检查中将室内及至街头有多少烟头也属计分内容。当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同志说：“敬烟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此话令当时听者感到有点新鲜，然而不易被认同。但今天不同了，不少人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想抽烟时先问一下边上的同座人：“允许我抽支烟吗？”

　　吸烟是吸烟者的自由选择，他可以接受劝导也可以不接受，只要他不妨碍他人，不影响公共环境是不受禁止的，反则需要禁止。十多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发展，香烟的消耗量大增，不知是否染上此习惯的人变多了，但确有别的因素，特别是包装光鲜的香烟已成为“礼品”，想到已故的陈敏章部长在九十年代在卫生城市检查时说的那句话：“敬烟是不文明的行为”，希望今天全社会能普遍认同。

　　我国在1987年4月1日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至今已25年，2006年1月9日全国人大批准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该公约要求缔约方在履约5年后要求实现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上100%禁烟。兑现的时间是2011年1月9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亚太地区吸烟或健康大会上多个国家广泛交流控烟的成效明显，反观我国的控烟步履蹒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是令人欢欣鼓舞的，闭幕后出现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新气象，相信今后控烟、禁烟的践行及其效果也一定会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