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10日，在我人生道路上只不过是稍纵即逝的短暂一瞬，但那天却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因为从那天起，我终于戒烟成功了，至今已有23年。

　　我曾有过近30年吸烟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个世纪60年代为初级阶段，那时刚学会吸烟，不知好坏，同时妻子尚无工作，我每月的全部收入仅有44元8角2分，抽的是9分钱一盒的“经济”烟、1角4分钱一盒的“绿叶”和2角钱一盒的“战斗”；70年代是发展阶段，我每月的工资增加到了70多元，妻子也参加了工作，吸烟已逐步上瘾，档次也有了提高，抽的是2角钱到5角钱一盒的“金钟”、“太阳”、“千里山”；80年代是提高阶段，我和妻子每月的工资加起来已有两三百元，而且我在单位大小是个“头头”，太次的烟拿不出手，抽的是七八角到1元以上一盒的“青城”、“钢花”、“大前门”。过年过节还能凭本买到限量供应的“凤凰”、“上海”、“牡丹”。后来，我之所以决定戒烟，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孩子们渐渐长大，有的入学，有的成家，花销日渐增加。一年下来，把买烟用的五六百元人民币化为灰烬，实在于心不忍，不如节省下来，为家里或孩子买些实用的东西。

　　二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关“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日见多了起来。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对“戒烟”这个问题开始进入理性的思考。马克思一度烟瘾很大。他曾经说过，《资本论》的稿费不够偿付他写作时需用的雪茄烟钱。吸烟使他得了气管炎，医生禁止他吸烟，他就下决心把烟戒了。保尔·柯察金说：“人，应该支配习惯，而绝不能让习惯支配人。”有人为此挖苦他吹牛，他听后马上把嘴上叼的烟卷取下来，揉得粉碎，并说：“我决不再抽烟了。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毫无价值。”马克思和保尔·柯察金戒烟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终于下定了戒烟的决心。

　　戒烟之前，我的饭量虽然很大，但怎么也胖不起来，1.8米的个头，体重只有60来公斤，与标准体重相差20公斤，别人戏称我是“杨柳细腰”。戒烟之后，食欲更加旺盛，睡觉特别香甜，身体逐渐胖了起来，竟增加到了80多公斤，至今一直保持这个水平。再加上我平时注意身体锻炼，合理搭配膳食，保持心理平衡，现虽已过古稀之年，仍然“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大脑清醒，四肢灵便，终日咬文嚼字，经年舞文弄墨，乐哉悠哉，不知苦累。这使我想起了一些伟人和哲人关于健康的话题。马克思把健康称为人的第一权利，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健康是人的第一财富，英国教育家洛克强调若没有健康不可能有什么幸福可言，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形象地指出：一个健康的乞丐比有病的国王更幸福。

　　戒烟以来，我曾参加过无数次大小宴会，与领导、同事、亲朋、好友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他们也每每用“云烟”、“国宾”和名贵的“中华”、“冬虫夏草”等好烟诱惑，我都不为所动，始终固守着自己的防线，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现在，我闻见烟味就恶心，只想呕吐。有人说，被动吸烟比直接吸烟危害更甚。所以，我每遇见吸烟者，就掩鼻而过，或避之老远。

　　我戒烟成功，是坚强同怯懦的较量，是对决心与意志的考验，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结果。时间愈久，感悟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