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暑假，读大学的我从福州坐火车回山东老家。那年弟弟考大学，马上要填报志愿了，父亲让我赶紧回家给他做“参谋”。

　　那时候火车还没提速，从学校到老家要两天一夜。我凭学生证买了半价的硬座票。

　　车厢里人不少，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精神饱满的中年军人，身着橄榄绿色的短袖衬衫，很是威武。他把军帽挂在靠窗的衣服钩上，手里端着茶杯静静地喝着茶。

　　不知过了多久，我正在低头看书，一个妇女领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走了过来。“老李，你去躺一会儿吧，孩子睡醒了。”妇女说。军人站起来冲我微微一笑，转身朝卧铺车厢走去，那对母女则坐在了他的位子上。

　　女孩手里拿着一本英语书，开始做习题。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是遇到了难题，着急起来，不停地用手里的圆珠笔敲打书页。妇女看了一下，皱了皱眉，显然无能为力。“让姐姐看看能帮你吗？”见此情景，我对女孩说。她把书递了过来。原来，她做的是几道英语填空题，考的是单词的特殊用法。于是，我给小姑娘详细讲解了起来。讲解完题目，女孩找父亲去了，那位妇女对我很是感激，跟我聊起天来。

　　原来，那个军人是她的丈夫，他们准备去北京探亲，可是只买到一张卧铺票，孩子的爸爸只好买了张硬座票。

　　我们正聊着，那位军人领着女孩回来了。他很热情地递给我一个苹果，感谢我帮他辅导女儿。得知我是山东人，他很高兴，说自己也是山东人，老家在胶东。当聊起我的老家时，他很激动地说，他曾在我老家的大山里驻防过。后来，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立了二等功。战争结束后，他进了军校，提了干，如今已是某师参谋长……忆及往事，他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我说，真没想到坐在我对面的竟然是位战斗英雄。他摇摇头说，他不是，他那些长眠在地下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

　　当得知我弟弟准备填报志愿时，他很关切地说，现在你父母的压力可够大的。这个话题有些沉重。我每年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加起来大约要3500元，父母靠种地供我上学已经很吃力了。虽然我在学校申请了勤工俭学，多少为父母缓解了一点压力，但如今弟弟又要上大学了，我们俩的学费、生活费加起来少说得有七八千元，把亲戚借遍了恐怕也难凑齐……我低下头，不再说话。

　　他突然问我想不想申请助学贷款。问了我的名字后，他从兜里摸出一盒“中华”烟。抽出最后两根烟，他小心翼翼地拆开烟盒，把锡纸垫在下边，在烟标背面写了一封信，只有28个字，最后是他的名字和一个呼机号。他让我拿着这封信去找教委的一个领导，看看能否办下助学贷款来。车过广州的时候，他补到了卧铺票，走了。

　　后来，我和父亲半信半疑地拿着那个写在“中华”烟标背面的介绍信，找到了信上提到的那位领导。当他看到这封特别的介绍信时，眼圈一下子红了。他说，当年在前线，他和战友们就凭着仅剩的一盒“中华”烟，两天两夜没合眼，守住了阵地。战争结束后，全班只剩下了他和李参谋长，两个人都是伤痕累累……

　　那年秋天，弟弟顺利地申请到了四年的助学贷款。父亲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从那以后，不会抽烟的我对包装简单、大方的“中华”烟有了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呼机号码早已停用，我再也没有遇到过李参谋长。我想对他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