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着一根烟杆。这是一根很普通的烟杆，尺许来长，用我们山里特有的一种荆棘木做成的杆身，两头分别是瓷质的烟锅和烟嘴。由于用得太久，整个烟杆已被磨得锃明瓦亮，颜色也成了暗红色。每次拿起烟杆，我就会想起大山深处那座小小的学校，以及那些和老校长相处的日子。

　　中学毕业后，我就回到了家乡——一个边远的小山村。村子离镇里实在太远，镇上在村里设了个教学点。回去没几天，白发苍苍的老校长就来找我，告诉我说调来不久的一位老师又走了，希望我能去学校代课。

　　不知是看到老校长满头的白发和佝偻的身影，还是见了跟在他身后来我家的几个流着鼻涕打着赤脚的孩子，反正我没多想就答应了。

　　家乡的这所学校只有两间房，一间是教室，一间是办公室和老校长的宿舍。说是校长，其实大多时候就他一个光杆司令，他告诉我，分去的老师最长的呆了八十九天，最短的吃了顿饭就走了。学校有三十多个学生，分成三个年级，这些学生都是周围几个村子里的农家子弟。

　　一个人要管三十几个小鬼头，上课还是复式教学，老校长忙得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也只有每天中午安排好在校的学生吃完饭或是傍晚把一切都忙完后，他才在学校操场边的那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袋和烟杆，静静地吸上几口烟。

　　我一般是要在下午放学后，整理完教室和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后才回家，见老校长坐在那里抽烟，我常常也上前陪他坐坐，聊点什么。

　　有一次，老校长抽完一锅烟，把烟灰磕磕，又装上烟丝，把烟杆递给我说：“来一口？”说实话，在那之前我并没有抽过烟或想过要抽烟，但是在我们村里，男人一定是会抽烟的，我父亲就是一个老烟杆，抽的都是自家种的烟，劲特大，可以说我们在襁褓里就开始受父亲烟气的熏陶了，所以烟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种亲切感。

　　我毫不迟疑地接过老校长的烟杆，点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而烟气并非我想象的那样好，把我呛得眼泪鼻涕并下，咳嗽不止。老校长笑了，说：“别太贪心嘛！看，吸烟要先吸一口在嘴里，然而张开口，慢慢用鼻子吸气，让烟气一点点进去，就像小孩读书一样，总得有个过程吧！”隔了好一会儿，我按照老校长说的又吸了口烟，这回果真好多了，虽然感觉烟气还是有些苦辣，但却并不难受，还有了点吞云吐雾的乐趣。

　　就这样，在以后的许多黄昏里，村里人常可以看见学校门口的大石头上坐着一老一少，吸着烟，悠悠地说着话。

　　那年国庆节前两天，老校长去了趟县城，回来时小心地从挎包里拿出用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一层层打开，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他说，让红旗在我们山旮旯里升起来，让孩子们心里装着伟大的祖国。

　　第二天，老校长要进山去砍棵树来做旗杆。我说我年轻让我去，他说他地形熟，把我留在了学校上课，只挑了几个大一点的学生同他一起去。

　　下午树砍回来了，很长很直，没有比这更合适做旗杆的了。但老校长却是被几个学生搀着挪回来的，身上满是泥土和血迹，一头白发也被鲜血染成了紫黑色。同学们告诉我，为了找根很长很直的旗杆，老校长坚持要到很远的山谷里去，回来时他又一定要亲自背回来，在一处山嘴转弯时，老校长一下子没站稳，摔下了山崖。

　　第二天一早，在我的主持下，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学第一次举行了升旗仪式，村里所有人都自发地来到学校，默默地站立着，重伤的老校长也一定要两个人扶着他，站在了最前面。学生们站成整齐的方队，行着标准的队礼，徐徐上升的五星红旗映在山娃子们清澈的眸子里，像是无数跳动的火苗。

　　老校长无法坚持上课了，他把学校托付给我，回家养伤去了。那年腊月的一个晚上，老校长的孙子突然来叫我，说老校长想见我，我赶紧去了。

　　老校长躺在床上，瘦得不成样子，人也是极虚弱了。他紧紧拉住我的手，对我说：“我怕是回不去学校了，这里条件太差了，一时半会儿怕也没老师愿意来，你可别把孩子扔下不管。耽误了，我们都负不起这个责任啊！”我含着泪，使劲地点了点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被哽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老校长从枕头边拿起那根烟杆，放到我手里，说：没什么留给你，把这作个纪念吧！握着这根平常的烟杆，我忽然觉得它非常沉重，我明白老校长的意思，他是把一根接力棒交到了我手里，让我替他去走他走了大半辈子却依然走不完的路。

　　老校长没有熬过那个冬天，旧历新年到来的前两天，他静静地走了。

　　学校还是没老师来，我也就一直一个人守着那些孩子。

　　老校长去世的第二年，村里修通了公路，孩子们可以到山外去上学了，教学点随之撤消，我也就离开了学校。

　　一晃多年过去了，但无论怎样沉浮，我都珍藏着老校长的烟杆，每次拿起来，我就会想起一个乡下老人的执着，一个乡下人最朴素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