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契诃夫写下其传世之作《装在套子里的人》。自此，世界文学史上多了一个用“套子”将自己紧紧缠裹封闭，最终作茧自缚的经典人物——“别里科夫”。

如今，在人们热衷挣脱生活的锁链，追求自由与远方的同时，中国烟民却开始被迫陷于无处不在的各式套子，局囿在大厦乡间的每个角落。

数量惜售、价格飞涨，香烟成为很多烟民不可承受之重。

疫情之下，唯快乐最稀缺也最短暂，人们对香烟、可乐等能够低价且合法获取欢愉的产品需求量一路水涨船高。然而区别于可乐真正的物美价廉，在全国控烟大局下，香烟却隐隐有成为“刺客”之势。

涨价是控烟的重要手段，随着烟民支付成本的增加，一些本就拮据的烟民便会更加捉襟见肘，以此减少其吸烟量达成控烟甚至是戒烟的目的。近些年，市场上零售价低于10元的烟几乎绝迹，原因无外乎是烟草税的增加。数据显示，自2015年我国卷烟批发税率提高5%后，几乎每年都会进行一次调整，香烟的价格也由此愈涨愈高，如今市场上许多香烟的价格几乎均提高了20%。低价口粮烟逐渐成为加勒比海域的美人鱼，可遇不可求，直至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传说。

低价烟买不到，想要改抽平价烟却也不是件容易事，如今买到两条平价烟已是足以发到互联网记录一番的程度。毕竟低价烟消失，平价烟必然紧俏，前有上海奉贤超市买烟需配货鸡蛋面，后有1818黄金眼曝光卖假烟理直气壮。大城市尚且如此，低线小城更甚，一个个流泪小黄脸背后的辛酸恐怕只有同为烟民才能够体会。

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城市“吉普赛人”该何去何从？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烟民”这个身份逐渐变得微妙，抽烟这个曾经稀松平常的生活方式，开始需要掩饰。

为达成“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为促使人们选择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国内控烟政策愈发严格，全国共计二十余个城市和地区相继出台法规，并会对已出台的条例、法规进行修改，以应对控烟形势新变化。今年6月，深圳和杭州的“控制吸烟条例”便都将电子烟纳入了控烟管理。

除严禁在公共场合或封闭区域吸烟外，武汉还将控烟范围延伸至室外公共场所。如，以未成年人或者孕妇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教育、教学、医疗等场所的室外区域；体育场馆、演出场所的露天观众坐席和露天比赛、健身、演出区域；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室外区域禁止吸烟。

在2021年河北保定一商场因设置室内公共吸烟室被判罚款140万元后，“吸烟室并不能使非吸烟者免受二手烟暴露危害”广为人知。也因此多地明确规定不许设置室内公共吸烟室，原有设施也被全部拆除。公共吸烟室几乎全军覆没，室外成为烟民的唯一出路。然后就在6月，上海将严管室外边走边吸烟的消息传出，“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游烟”将会成为上海市民的健康新风尚，这让不少烟民都心里一紧。如今，商场、餐厅、车站，甚至路边都成为了严禁吸烟的地方，“只有吸烟越来越不自由，烟民才有戒烟动力”，无数烟民为此沦为城市“吉普赛人”无以为家。

香烟难买、买了难抽、抽了受鄙，这实实在在的诛心三连恐还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困住中国的3.5亿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