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上至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下到普通百姓和贩夫走卒，经常见到捏着香烟的人吞云吐雾，乃至于现在日趋流行的电子香烟，也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在中国甚至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男子不抽烟就是缺乏男子汉气质。众多读了万卷书的知识分子，也时不时地要来上几根，奉所谓“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为一大生活圭臬。这一日常消费习惯的养成，其实离不开晚清时期美国的烟草公司在中国的苦心经营，而中国至今都是全球各大烟草企业的主要销售市场。

1881年，美国人詹姆斯·邦赛克（James Albert Bonsack，1859—1924）发明了自动卷烟机，卷烟速度一夜之间发生了质变，之前人工平均每分钟制造4根卷烟的速度，现在提到了每分钟200根香烟，1小时可造12 000根，10个小时12万根。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的研究，在听到这个卷烟工业的技术大革命的消息之时，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烟草大王詹姆斯·杜克（James B. Duke, 1856—1925）当即对属下大喊一声：“给我拿地图来！”

拿到地图后，杜克一张一张地翻看，但只看地图底部的比例尺和人口数量，直到翻到中国那一页上的“人口：4.3亿”，说：“那里就是我们要去卖烟的地方！”杜克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他和他的管理团队都非常激动—那可是4亿多人的市场！根据美国1880年6月第10次人口普查，美国当时人口才勉强接近5019万，仅是中国人口的11%强。杜克手下负责中国市场的詹姆斯·托马斯（James A. Thomas，1862—1940）甚至憧憬4亿多人人手一支香烟的景象。这种庞大的消费市场憧憬，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人当然不会每个人都买香烟，然而杜克的中国市场梦也没有落空。自1890年第一批卷烟进入中国以来，杜克公司逐渐将烟草种植、资金、技术等都从欧美转移到中国，以上海为根据地，将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直至很多基层农村地区，再配以非常强劲的广告攻势，最终其香烟销售量逐渐以几何等级增长，从1902年的12.5亿根香烟，增长到1912年的97.5亿根，再到1916年的120亿根，14年之间消费量增长到了十倍。而1916年杜克公司在华销售额高达2 075万美元，净利润375万美元。

1902年，杜克烟草公司与英国帝国烟草公司合并，成立了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简称BAT），而正是这家英美烟草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香烟市场，也基本上打垮了所有的中国本土香烟企业，包括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草自16世纪也就是明朝晚期由美洲引入中国以来，逐渐成为遍布全国的一种经济作物，正所谓中国茶到了西方而西方烟草到了中国。

在很多不同的区域，烟草有很长的使用历史，例如气候寒冷的东北一带，居民相信吸食烟草可以帮助御寒，故而吸烟变得很流行，但种烟的话难免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且吸烟成瘾以后，人的体魄也日趋弱化。清军入关之前，就意识到了烟草带来的问题，屡次下令禁止种植和吸食“丹白桂”。所谓“丹白桂”，实是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中的tabaco（即烟草，现在英文内写作tobacco）的译音转变。

至少自16世纪中后期以来，贸易触角已经深入东南亚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开始和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商人做生意（在日本称之为“南蛮贸易”或“朱印船贸易”），所以中国东北地区当地的烟草应系从日本经过朝鲜半岛传过去的，tabaco的音译名字也就在不同语言中多少保持着原本的欧式发音。朝鲜称日本传来的烟草为“南草”，中国东北地区有时候也唤作“南草”。

在美国香烟强势入华之前，中国人消费的主要是旱烟，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转变为主要消费欧美式香烟，其中英美烟草公司可谓是极为重要的推手，这一点从充斥了各种香烟和女子吸烟画面的老上海的广告画里不难发现，而像杭稚英、金雪尘、李慕白、周慕桥、郑曼陀、谢之光、倪耕野等等一大批著名的广告画家，也都是受雇于英美烟草公司和其他烟草公司的画手。

20世纪20年代倪耕野为英美烟草公司创作的推广哈德门香烟的广告画，图中一位身着旗袍、烫着头、有一双天足的摩登女郎，正坐在沙发上吸哈德门香烟。当时众多广告画均通过这种描绘摩登时尚的路数来影响消费者，年轻女士吸烟是常见题材。哈德门香烟至今仍旧活跃在中国烟草市场上。

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让中国人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到了19世纪末，英美烟草公司成功让中国人喜爱上了香烟，虽然香烟不同于鸦片，但这两者都是外国公司推广、中国人吸食，两者都引发了本土制造和竞争，都造成了中国资本大量外流，也造成了人民体质的弱化。1909年2月，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13个国家的4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国际上第一次禁毒会议，即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史称“万国禁烟会”，所禁之“烟”是指大烟，即鸦片。

这是美国首先倡导的一个禁烟大会，因中国禁烟成效明显而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建议世界各国禁烟，对1912年诸国缔结《海牙鸦片公约》贡献至大。然而，也恰是此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市场上一日千里地发展，推动中国人吸食新式香烟，到20世纪20年代后甚至成为当时“摩登”消费的一种标志了。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口陡然增加到了13亿之多，香烟市场也随之扩大，至今，尽管每一盒香烟上都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但中国烟民的数量仍旧是全球最多的。

十几年前到了美国以后，发现周围的大学教授，包括中国出生的教授在内，没有一人吸烟。周围的欧美的研究生同学，亦无一人有吸烟的习惯，反倒是我的很多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的同学，经常要在一些场合吸一下香烟。这种对比让我感到有些奇怪，虽然也并不吃惊，毕竟吸烟与否是个人选择和个人权利。到现在，以大学教师的身份来观察的话，周围的同事无一人吸烟，而前来访问的很多中国学者，则是几个香烟销售点的常客。

在中国，也不止一次见过中国学者宴请外国学者时，当场吸烟将外国同行熏得眼睛流泪咳嗽不停而嘴上却又用中文说“没关系、没关系”的场景，每每让我大跌眼镜。其实，美国社会多年前也和中国社会一样，烟民遍地是，后来大力实行吸烟有害的宣传运动，取得了实效，现在公众场合绝少看到吸烟的人了，知识分子中烟民更是少之又少。中国因为人口众多，尚且需要更多的努力。过去的四五年间，在办公室和教学楼之间往返上下课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个教学楼的角落，经常见到三四个中国留学生聚集在一起，一边用中文说笑，一边美美地吸着香烟。

来来往往很多教员和学生，想必都看到过这一幕。这些抽烟的孩子们学习和生活在异国他乡，有很多无法为外人道的苦衷，以这种方式短暂消遣一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大约并不知道，他们这种在无烟校园的场所中公然聚众吸烟的举动，足以在一瞬间损害他们自己和中国留学生的美好形象，私底下为人诟病；而年轻的他们更不知道，这种潇洒的吸食卷烟之“香”，诚乃晚清以来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一块沉重的消费传统，是从吸食鸦片烟到吸食“香”烟一以贯之的民族痛史的一部分，而当年推波助澜最为厉害的国家之一，恰是他们脚下的美国。

结语

烟草只不过是美国在19世纪晚期众多的对华商品销售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它说明了中国市场在美国全球贸易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对美国的意义所在。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中国在今日的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全球贸易框架中，仍旧扮演着十分类似的角色。中国的繁荣对美国和整个世界都是极其有利的，正如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的时候在北京对恭亲王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