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烟草传入我国以来，朝野上下对烟草便有不同的态度，分为吸烟与禁烟两派。吸烟派多数是老百姓，贩夫走卒，卖浆者流，劳作辛苦，用烟草解解乏，禁烟派多数是统治阶级，皇帝、文人、官僚之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称得上主流社会。然而，双方较量数百年，屡禁不止，吸烟照样风靡天下。正如清人所云：“开门七件事，今日增烟而八矣！”

吸烟渐渐成了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离不开的第八件事，深入民间，蔚然成风。

中国如此，世界未必不是如此。

其实中国人很敏感，很早便有有识之士识破了它对人体的危害，对烟草的善恶提出了质疑。明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明确指出，烟草“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忽吐黄水而死。”说得很怕人。清代有人将它叫做“臭草”。据陈琮《烟草谱》记，有一个汪某，终身不吸烟，人问其故，答曰：“兰蕙至香，有烟而兰蕙不香，是夺其香也，尿溺最臭，有烟而尿溺不臭，是臭甚于尿溺也。奈何以清洁肠腑脏彼臭草！”

不吸烟者，自然对烟有一种厌恶情绪，而一些烟民，特别是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对烟草赞叹不置，并不认为它是臭草，而是香草，于是逞一时之快：“饭后一支烟，快活似神仙！”

应该说，中国大多数烟民对烟草、吸烟的坏处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清人陆耀著的《烟谱》就写了什么时候适宜吸烟，什么时候忌讳吸烟，什么时候吸烟令人憎恶，读来有点意思：

民国初年，我国出现了最早的戒烟歌。1912年初，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民唱歌集》，收录了当时流行的30首爱国歌曲、革命歌曲，《戒纸烟》即其中之一。此歌是华航琛作词作曲的，宣传吸纸烟的害处和戒烟的好处，并把戒烟提到了关系国家利益、新国民应有的高度，今天看来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戒烟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那么，烟究竟应不应该戒？

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年轻的话题。说它古老，因为有了烟草，便有了这个话题；说它年轻，因为再过几百年，人们还会提这个话题。

应该戒。有人说吸烟能致癌。那可是大夫的话，句句是真理。然而，也有人终身吸烟，活到110岁，谁见她得癌症了？
不应该戒。有人说吸烟可以防癌。但那绝对是烟鬼编出来的鬼话，有人年轻轻得癌症死掉了，开肠破肚一查，就是烟草闹的，那心肺皱巴巴地，跟死乌鸦一个模样。

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于是你癌你的，我吸我的，至于“世界无烟日”，在一些人看来，乃是吃饱了撑的。
事情不止于此，一些口腔科医生私下里讲，凡是口腔疾病的病人多数是不吸烟者。而患有口腔疾病的人，只要吸一支烟，口腔内的致病细菌杀死率达85%以上，于是对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说法表示怀疑，而且并非完全无理取闹。

大环境，满街的汽车，林立的烟囱，到处二恶英，小环境，神州处处烟霞客，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内外夹攻，空气污染为害之大，之酷、之深令人悚惧。

应该怎样认识吸烟有害的问题？

在中国，人们大我people写在蓝天上，写在国名上，遇上生死关头，重大抉择，只有群体的大我people的权力，没有小我person说话的地方。为了大我活下来，可以把小我宰了煮来吃。中国人讲的就是你死我活，要的就是残酷斗争。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吸烟派—乡下人—男人”占上风，火车上，汽车上，飞机上，甚至讲坛上，香烟绕梁，三日不绝；90年代以后“禁烟派—城里人—女人”得势，无罪成有罪，无过成有过，吸烟人成了过街老鼠，一个个灰溜溜的，好像当年放逐的屈原那样，“破帽遮颜过闹市，楼船载酒泛中流。

西方人不这样，他们讲的就是小我person，根本不承认大我people有什么权利—人权就是个人person之权。绝不允许用大我people权利名义去胡作非为，破坏人权。道理很简单，people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要承认people有权力，就等于承认最高统治者有权力，因为他完全可以说：“好呀，我就代表people，我是以‘人民的名义’行使权力，就我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可那是为了维护people利益呀！为什么你死，我活？因为你是person，我是people呀！”西方人认为，用大我压小我，无论出发点多么崇高，无论做法多么正义，都是法西斯，或早晚有一天会变成法西斯。20世纪，西方血流成河，两次世界大战，牺牲数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无非就是“决不承认大我people权力”这么一小点点东西。由此，关于烟草是否应该禁，是否应该戒，西方人决不同意有一个代表people的权威见解。他们承认戒烟人有戒烟人的道理，吸烟人有吸烟人的权利，于是火车上、汽车上、飞机上，包括讲坛上，总是对称地贴上两个标记，有禁烟区，便有吸烟区，有吸烟区，便有禁烟区。全不顾尼古丁东游西逛，从吸烟区飘向禁烟区，伤害people的利益。

为什么中国人老是强调大我权力，而西方人强调小我权力？

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不同。我们是农业民族，种田喂猪养鸡的黄河泛滥，水渠失修，没有大我的生存权力，而别人老祖宗是游牧渔猎民族，放牛捕鱼打老虎的，四海为家，逐水草而居，见者有份，先下手为强，有了大我的生存权力，便没有了小的生存权力。

那么中国人、西方人，在戒烟问题上究竟是谁更有道理？

说不清楚，只好讲点古：2500年前，山东曲阜出了一个孔夫子，孔夫子有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叫做端木赐，聪明绝顶，特别会赚钱。孔夫子爱他多才，恨他财迷，时时敲打他。一天，端木赐胆大包天，尽然提议把鲁国每月初一敬献给祖宗的活羊免了。有人告到孔夫子那里，端木赐只好打哈哈：“老夫子，咱们老祖宗牙不好，吃不动羊肉，献这只羊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孔夫子笑里藏刀：“小赐啊，你爱这羊，我爱这礼！”

孔夫子是对的。啰里啰嗦讲这么多，其实只想说一句话：在戒烟问题上，西方人是错的，但礼数好，中国人是对的，但礼数不好，尤其是动作野蛮，完全不像一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民族干的！

简言之，吸烟对person有害，对people也有一定伤害，但烟草不是鸦片，不是海洛因，自由吸烟是中国person少数幸存的权力之一，尤其是弱势群体—不幸的人们的一点点享受，弥足珍贵。中国的强势群体手中有权，文化人手中有笔，但对待此类问题上一定要谨慎，不能像一些地方，例如北京的“人民代表大会”，people代表举一次手，person权力就被剥夺一块。不让养狗，不让随地吐痰，不让乱倒垃圾，不让摆小摊，……这些做法，都是强势群体以people名义对弱势群体的侵害。我们不清楚，这些people代表中有谁问过弱势群体的感受，有谁关心过40岁上下，上有老下有小，月收入不到600元，男性person的福祉。

烟要戒，但只能依靠当事人自己的觉悟。任何强迫，任何过正之矫枉，不过是鸡对鸭说，面红耳赤，你说你的，我吸我的，揠苗助长，自取其辱。

我们完全可以预言，有人禁烟不息，有人吸烟不止，这种状况几百年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