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飞马”牌香烟与中华牌齐名，是中国著名的畅销香烟。

　　“飞马”牌香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飞马”牌香烟的身世，却鲜为人知。

　　陈毅，一位开国元帅，又与“飞马”牌香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自救运动

　　新四军刚刚建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尚处在合作之中，我军从国民党三战区领取微薄军饷，勉强能够维持军需。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政府称新四军为叛军。新四军被取消番号，军饷也停发，没有资金支持，新四军该如何生存？

　　陈毅刚刚担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军队正面临着最为艰苦的时刻。

　　由于缺少经费，新四军武器装备严重不足、粮草短缺，陈毅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

　　新四军供给部部长提出建议：在淮南地区推行赋税制度，减少当地农业的苛捐杂税，提高粮食产量，反哺新四军。

　　起初赋税制度为解决新四军粮草短缺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然而不久后，人们发现了其中的弊端。淮南地区自然条件极差，粮食产量低，部分地区依旧处在敌人的控制之下。

　　显而易见，只依靠淮南部分地区的供给，新四军根本无法长久存活。

　　部队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却是杯水车薪。陈毅自觉苦闷，便邀请刘秀才前来下棋。刘秀才是新四军驻地附近的教书先生，空闲时候，他经常来找陈毅下棋，两个人感情深厚。

　　此前下棋，陈毅军长雷厉风行，然而此次对弈，刘秀才明显感觉到了陈毅的心不在焉。

　　途中警卫员前来报告：军中财力不足，弹药短缺，如果不及时解决，一旦与敌人开战，新四军必然处于被动。听完手下汇报，陈毅不禁皱起眉。

　　下完棋后，陈毅送刘秀才出门。回到屋里，他不经意间瞥一眼，看到了桌子上一盒未开封的香烟。

　　这盒香烟不是陈毅的，在陈毅的记忆中，刘秀才也从不吸烟。

　　将这盒香烟故意留下，刘秀才有何用意？

　　陈毅陷入思索中，随后恍然大悟，这是刘秀才的一个暗示。

　　新四军驻地江苏、淮南附近盛产烟叶，新四军军费紧张，只能靠自救。

　　假如新四军开设一家烟厂，充分利用当地的烟叶资源，一定能够摆脱资金困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家，大多数的男性都有吸烟的习惯。只要新四军生产的烟草质量过硬、定价合理，销路便会打开。有了经费，新四军的武器、粮草困难也迎刃而解。

　　陈毅将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上级，中央表示赞同。不久后，陈毅开始调集人马，筹集经费，购买烟卷生产设备。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卷烟厂便初具规模。

　　听闻新四军要置办烟厂，战士们干劲十足。陈毅曾经嘱咐：“质量就是商品的生命”，一定要保证产品的质量。

　　只有这样，产品才能够飞到天长、六合、淮阴，飞到南京、上海去。

　　战士们贯彻陈毅的指示，从多个方面提高香烟的质量。他们从当地采购质量最好的烟叶，组建一支运输队伍，设法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将烟叶运回新四军驻地。

　　烟丝处理完毕后，工作人员开始精心炒制。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将烟梗全部切掉，炒丝时要求不焦、不碎。炒制完毕后，工作人员按照科学的比例添加香料。

　　那时敌人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我军只能拜托在敌占区活动的爱国商人，找来上海烟厂的配方，认真分析、加以改进，研制出最合适的香料配方。

　　香烟配置完成后，工作人员开始精细包装。

　　战士们必须保证每一支都没有空头，不松、不紧。

　　一切准备就绪后，烟厂成立质量检测小组，小组成员对每道工序、每一条成品烟进行抽检，发现有问题，命令工作人员重做，并要求责任人找出原因，写检讨反省。

　　1943年上半年，烟厂产出第一批香烟，香烟叫什么名字？

　　战士们询问陈毅的意见，陈毅思索片刻说道：“就叫‘飞马’吧。”

　　新四军自己生产的香烟，名字一定要有革命意义。所谓“飞马”，象征着万马奔腾、有冲劲、有气势。

　　竭力攀登，步步生风

　　为了打开“飞马”牌香烟的销路，陈毅特地召开了香烟促销会。

　　陈毅请在淮南地区颇有威望的名人、香烟销售商以及部分农民和工人参加促销会。

　　众人点烟后，会场瞬时香烟弥漫。商家们吸了一口，随后看看牌子，一股特有的香味便在鼻腔、口腔中弥漫开来。众人纷纷点头，对“飞马”牌香烟赞不绝口。

　　陈毅解释说：这是新四军第一次生产香烟，香烟销售商们震惊不已。如此高品质的香烟，制作技术显然已经趋向于成熟，新四军第一次生产便达到这样的高度，着实令人意外。

　　陈毅笑着说道：“从香烟的效果看，大家已经品出来”。“飞马”是好烟，现在让我们再来比较一下“飞马”香烟的烟丝质量。

　　说着，陈毅拿出了一支大英牌香烟，将外面的纸剪开。人们发现，大英牌香烟的烟筋含量大约在两成以上，其他的香烟烟筋占比更大。

　　陈毅从桌子上拿起了“飞马”牌香烟，抽出里面的烟丝，大多都是金灿灿的纯叶，烟筋少之又少。

　　销售商们说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飞马”牌香烟响当当，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自此，物美价廉的“飞马”牌香烟彻底打开了销路。不久后，“飞马”牌香烟火遍大江南北，得到了众多烟民的喜爱。人们亲切地称呼“飞马”牌香烟为爱国烟。

　　烟厂门前，每天前来订货的烟商不计其数，甚至经常有烟商排队等待发货，夜晚还在蹲守。

　　销路彻底打开后，资金渐渐回笼，在陈毅的建议下，烟厂更新设备，扩大了生产规模。

　　后来，烟厂已经在竹镇、古城、盱眙等地设置了4个分厂。

　　1944年，烟厂又添置了卷烟机以及切丝机各一部。20多间厂房建立，100多名工人准备就绪。

　　烟厂实行白班、黑班两班倒，每天生产香烟达到1200条，相较于烟厂刚刚建立时提高一倍。

　　烟厂设立在偏远农村，却丝毫不影响“飞马”牌香烟的销售。几年来，烟厂利润成倍增长，平均每个月上交到军部的利润高达30万元。

　　1943年秋，陈毅奉命回到延安参加会议，顺便给中央领导带去几条“飞马”牌香烟。

　　毛泽东边抽着烟边说：“‘飞马’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可谓‘劳苦功高’。甚至成为‘烟草大王’了！”

　　1944年秋天，华北遭遇特大干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军队从烟厂上交的利润中拿出1600元支援灾区，一时之间，传为佳话。

　　1945年，天源公司成立，专门负责“飞马”牌香烟的生产、销售。

　　新四军内部不仅能够实现自给，还能依靠“飞马”牌香烟发展贸易，交换布匹、弹药以及粮食。

　　此外，“飞马”牌香烟的制作技术也逐步提高。比色、比香、比味、比烟丝、比烟灰，“飞马”牌香烟皆压倒了名牌货大英香烟。

　　政治利器，意外之喜

　　“飞马”牌香烟销量节节攀升，渐渐达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

　　很多人想要购买“飞马”牌香烟，却找不到渠道。

　　在此情况下，二师师长居然以“飞马”牌香烟为突破口，达到侦察敌情的目的。居长玉与嘉山日伪军队长陆建华取得联系。

　　居长玉说：“戏班子正在排戏，需要一套军装做道具。如果您愿意帮忙，我将以五包‘飞马’牌香烟作为报酬。”

　　陆建华听后大喜过望，找到一套军装十分简单，想要得到五包“飞马”牌香烟却难上加难。

　　陆建华说：“饭可以不吃，烟不能不抽，只要有烟，想要几套军装都行。”

　　陆建华将两套军装交给居长玉，居长玉也按照约定送他“飞马”牌香烟。

　　陆建华向别人询问居长玉的住处。原来，陆建华抽完了“飞马”牌香烟，想要继续用军装换香烟。此时居长玉提议：用一支手枪换“飞马”牌香烟。

　　陆建华毫不犹豫地答应，当天晚上，他潜入仓库拿了两支手枪，第二天同居长玉换来两包“飞马”牌香烟。

　　此后，陆建华与居长玉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居长玉经常为陆建华送烟，两个人一起吃饭，经常交谈许久。

　　某次谈话中，陆建华透露，日伪军的30多人明天将要抢夺百姓的粮草。

　　居长玉听完后故作震惊，他急忙回答道：“如果这消息是真的，我要回龙山把父母接过来避一避。”

　　陆建华点点头，“消息是据点里的翻译说的，绝对可靠。”

　　回到军队后，居长玉向师部汇报了此消息，上级下达命令，布置兵力埋伏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

　　第二天上午，一队日伪军出现在我军视野中。看到敌人进入包围圈，新四军开火，20分钟之内歼灭敌人，大获全胜。

　　此后，日本人对“飞马”牌香烟恨之入骨，便展开了封锁。他们在码头、交通要道设置关卡，阻止“飞马”牌香烟向外运输。与此同时，日本军队还派遣飞机前往烟厂上空，企图炸毁新四军的工厂。

　　为了将“飞马”牌香烟运出去，商人们煞费苦心。

　　他们将“飞马”牌香烟装进大英牌香烟的盒子里，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后，商人们再将“飞马”牌香烟复原。

　　日本对“飞马”牌香烟的重视程度引起了海外消费者的兴趣，海外香烟经销商乔装打扮，躲过日本人的跟踪，暗中找到陈毅，订购“飞马”牌香烟。

　　日本人封锁严格，“飞马”牌香烟的销量却丝毫不受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飞马”牌香烟厂随着军部机关搬迁到山东，在徐州、济南等地继续投入生产。

　　与此同时，一部分的烟厂职工跟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将“飞马”牌香烟的制作工艺传播到那里。后来，上海卷烟厂也开始制造“飞马”牌香烟。

　　1992年，“飞马”牌香烟在上海卷烟厂停产，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从烟草公司筹措几十元经费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40多年时间里，“飞马”牌香烟红遍中国，从最初的高档烟品牌，到改革开放后的百姓香烟，

　　这个充满了荣誉的香烟品牌，也伴随着中国的强大。

　　“飞马”牌香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人们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