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几个特点促进了机制卷烟的大规模销售。首先，大量卷烟就在上海生产，这为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吸烟者提供了普遍较低的价格。其次，大量的烟草企业在这个城市运营，包括使用低档国产烟草的中国公司，这为所有收入水平的吸烟者提供了广泛的选择和竞争性的定价。再次，上海广大的制造和商业部门供养了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和衣食无忧的下层中产阶级，以及大量工薪阶层的工厂工人。上海“小市民”通常识字并有一定的可支配收人，这个中产群体被认为买得起工业卷烟。最后，上海的商业地理包括邻里零售区和专业购物区，这为全市居民提供了获取机制卷烟的便利。

　　作为机制卷烟工业和支持它的广告业的中心，卷烟是上海的代名词。英美烟草公司当然在上海设立了总部，而且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华成烟草公司也在那里建有工厂。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华运营的56家华资卷烟公司中，有48家位于上海。1934年，中国生产的卷烟中大约60%是由上海的工厂生产的。1935年，前20名的国内制造商在一个月内就生产了超过20亿支卷烟。

　　在上海制造的数十亿支卷烟中，很大一部分在上海本地和周边的江南地区销售。广州及其腹地构成了上海制造卷烟的另一个强劲的市场，长江口岸汉口及其长江中游的腹地也是如此。在距离这些大城市更远的地区，销售逐渐减少。在1931年，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在上海的销售情况不如它的合作伙伴永泰和烟草公司，以及与之竞争的华资卷烟公司。

　　但是，当年四个城市的卷烟销售数据显示，在上海销售的机制卷烟要多于香港、广州和北京。这一年，英美烟草公司、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与竞争对手的销售总量超过60亿支，使得上海人均消费量超过了每天5支卷烟。

　　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每天的卷烟消费量或许随个人收入而增加。位于上海的企业、贸易公司和工厂，主导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商业和金融部门，居民总体收入较高，这提高了上海居民对包括卷烟在内的各种工业制品的购买力。由于没有对高级官员、资本家或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的卷烟消费量做过调査，所以我们并不知道精英到底消费了多少支卷烟，但据说处于精英阶层下层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都市专业人士一天消费的卷烟多达50至90支。官员和商人经常礼节性地交换卷烟，以便交易顺利进行，他们消费的卷烟可能与作家和艺术家一样多，甚至更多。因此，一小群都市精英每天消费过量的卷烟，从而提高了上海的人均消费量。

　　虽然上流社会一支和接一支地吸烟促进了卷烟销售，但在上海销售的大部分卷烟实际上是中低档产品，主要由职员和经济状况较好的工厂雇员购买，他们构成了上海相对庞大的中下阶层。这群“小市民”由办公室文员、秘书、售货员和小公务员，以及技术工人组成，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约有30万人，他们的家庭占城市人口的40%以上。他们一般都识字，因此成为那些畅销品牌的目标群体，这些品牌通常在《申报》《良友》等许多报纸和流行期刊上做广告。尽管小市民个人所吸的卷烟比该城市更富有的精英少，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卷烟销售的主要驱动力，这是因为其人数所占比例大，而且他们作为领薪雇员或者工薪阶层，相比于数量更多的非熟练工人、临时工和城市贫民，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人。

　　卷烟是在小市民阶层之下的普通工人能够实际负担的产品之一。通过1927年11月至1928年12月期间收集的上海棉纺厂工人生活水平的调查数据，我们可以证实普通工人购买卷烟的这一事实，这个工人群体虽然按照中国总体标准来说经济状况较好，但不如普通办公室工作人员或店员富裕。在接受调查的230户家庭中，只有9户完全没有购买卷烟的支出。平均而言，其他221户家庭每年每户家庭消费185包十支装的卷烟，相当于每两天消费一包。

　　在上海销售的一些卷烟品牌的价格很低，特别是由上海小型制造商生产的那些品牌，甚至连居住在城市外围棚户区、贫穷潦倒、干粗活儿的劳工都买得起。例如，苏北人是来自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的农村移民，他们为贫困所迫，生活在相对脏乱不堪的环境中，做着上海最不赚钱和最不受欢迎的工作，但他们是大东烟草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大多数人力车夫来自苏北最贫困的县，平均月收入9元，不到工厂工人的一半。然而，他们中许多人可能偶尔会买廉价卷烟。即上海之所以形成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卷烟市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上海卷烟业的多样性。上海居民不仅可以选择跨区域销售其产品的三家大公司制造的多种产品，而且还可以选择专门为上海市场生产的众多较小企业的产品。一些较小的华资公司(特别是那些经营廉价卷烟的公司)，在市内及其直接连接的腹地销售产品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其他公司，如大东南公司，他们的大部分卷烟并不在上海本地销售，而是销往江苏和浙江的农村市场。然而，大多数较小的国内公司并未在长江三角洲以外进行贸易，因此能够获得廉价品牌的消费者在空间上局限于上海和附近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