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推销的上海吸烟文化或许比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更具有社会包容性。几乎每个吸烟的上海人都消费卷在纸张中的烟草，包括那些工薪阶层和贫穷的劳工。在天津、广州和其他沿海或沿江的条约口岸城市也是如此。

　　在条约口岸以外，大规模采用机制卷烟要慢得多。北京就是一个例子。

　　卷烟引进北京的时间比上海晚一些，第一批进口品牌，如“孔雀”“品海”“自行车”，直到1900年左右才得以销售。辛亥革命迎来了民国初年的“洋服热”，此后北京的卷烟销量才有起色。卷烟和卡其布制服、西装、草帽和皮鞋一起，被许多上层居民视为新时代的象征。卷烟精品店在1911年后不久就开始出现在这座城市的新兴商业区，5年之内，多达300家商店销售卷烟。到1913年，还有小贩在货摊上销售廉价的手工卷烟。然而，在1937年战争爆发之前，甚至战争爆发以后，这座城市对旱烟的需求依然相当大。

　　在上海，卷烟在1928年已经基本取代了其他形式的烟草，与之相比，北京烟草贸易依然维持了卷烟和本土旱烟的二元格局。这两种贸易各自都有类似但相互排斥的行业组织。

　　当地烟业同业公会在1931年一共有60家商号，另外还有约50家做旱烟和鼻烟生意的非会员商号在城里经营。在20世纪30年代，共约有530家大小批发商号在北京销售烟草制品。

　　在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经济在几个重要的方面与上海有所不同，这些方面延缓了卷烟的大量消费。

　　首先，北京本身不是卷烟的工业产地。两家早期企业——成立于1905年的北京爱国纸烟厂和成立于1906年的北京大象卷烟厂，都仅在经营几年后就倒闭了。北京有几家手工卷制廉价卷烟的工厂，即便是烟头里残存的烟草也可能被再次加工出售。北京没有机械化的卷烟工厂，直到1940年日本人建立了一个。所有在北京销售的机制卷烟都从国外进口，或者在上海、天津或汉口生产。对北京的消费者而言，这显然提高了机制卷烟的价格。

　　其次，与上海相比，北京的居民总体上比较贫穷。在上海，领取薪水的小市民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拥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去购买中档卷烟。而在北京，将近四分之三的居民挣扎在贫困线上。“有钱人”包括巨富、城市专业阶层以及公务员、教授等文化精英只占总人口的不到5%。1928年，在国民党迁都南京之后，构成北京社会富裕阶层的许多公务员都离开了这座城市。此后，北京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偏重底层。

　　由于这座城市缺乏工业，而且社会结构偏重底层，北京居民在整体上拥有较少的可支配收入用于购买卷烟之类的非必需品。

　　机制卷烟未能进入许多普通北京居民家里还有一个原因，与这座城市的商业空间布局有关。在上海，销售工业制品的零售商店几乎遍布所有的街区。与之不同的是，在北京，这样的商品只在王府井、西单和前门等高档购物区销售。这三个地方的百货公司、商铺和精品店是高端进口工业产品的主要供应商，它们位于市中心，而且离使馆区不远。

　　北京没有上海的那种街坊烟纸店。烟草零售由专门的卷烟店和长期存在的烟店分担。专门的卷烟批发商和零售店从20世纪头十年开始就出现在这座城市里，但由于较大的烟草公司通常会和批发商签订独家合同，因此这些商店往往只销售一家公司的品牌。北京的零售店数量不多，这意味着北京消费者的选择通常要少得多。虽然北京和上海的有钱人可以买到相同品牌的卷烟，但坐落于长江三角洲的小型华资工厂生产的廉价卷烟却不能提供给北京的底层消费者。许多小商小贩在大多城市居民喜爱的庙市上销售廉价卷烟。不过这些卷烟并不是在工厂里生产的，有些可能是在城里或郊区的作坊里手工卷制的。天桥是众所周知的跳蚤市场和天坛附近受欢迎的娱乐区，那里有专卖廉价卷烟的商店以及众多销售卷烟的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