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南洋｜第一章 探业问道（上）

三、投资烟草工业

出身于草根阶层的简氏兄弟兢兢业业，辛辛苦苦经商，终于攒下了第一桶金，将这笔有限的金钱投向制造业，选择的目标是卷烟制造。这是一个简氏兄弟十分陌生而又充满风险的行业。简照南为何将钱往这里扔呢？这除了简照南对专业的清晰洞察外，还与他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把握有关。

清政府特别是慈禧在经历“百日维新”失败和“庚子之乱”之后，似乎变得“从谏如流”，在社会和经济制度方面采取一系列变革措施，对商业政策有所重视，商部（后改为农商部）的设立以及包括商律、公司律在内的一系列法律的出台都是在此期间，民族工商企业的出现如雨后春笋。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官员中有人提出利用侨资发展新式企业，主张保护侨商。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发布上谕，要求沿海各省为侨商回籍设法保护，还在一些省设立保护局。政府甚至派出使团到南洋各埠劝导侨商回国投资，广东南海等地出现了一大批侨资兴办的企业。

烟草业是一个挣钱的行业，也是一个垄断性和竞争都很强的行业。面对烟草业中外国资本对华的输入，“利权外溢”，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为之不平，大声疾呼“堵塞漏卮”、“挽回利权”。在这期间，首先是天津出现了官商合办的北洋烟草公司，接着在清政府登记注册的有上海三星纸烟公司和四民纸烟公司以及山东、湖北等地的一批纸烟公司。1905年美国排斥华工，爆发了国人抵制美货运动，其中口号之一便是“不用美国货，不吸美国烟”。这次运动进一步激励了民族资产阶级创办卷烟工业的热情，三、四年间全国民族卷烟工业企业竟发展到20余家。

然而，这些企业经不起同强大的外来资本的竞争，管理和技术也都较落后，绝大多数都先后倒闭或转产，成为民族卷烟工业企业中来去匆匆的过客。就连手握官印、有“一代商父”之称的盛宣怀所创办的三星公司（经理为江南富商刘树屏）也在与英美公司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虽然他从北洋公司挖走了工厂总董秦辉祖，但三星却没有最终立足于上海滩。

强大外国资本的存在，加上一个任人宰割的政府，这种残酷的现实使许多民族企业家对投资烟草业望而生畏。

还有，卷烟市场的开拓，是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都要面对的问题。那时卷烟初现于市，此前连见过香烟的人都很少。正如杜克先生的忠实助手唐默思（J.A.T.Thomas）在他1928年出版的著作《开创东方烟草贸易》（A Pioneer Merchant in The Orient）中所回忆的那样，他于1897年初来中国，曾与商人和金融界人士谈到在中国推销香烟的计划，这些人士认为唐默斯是异想天开，因为中国人吸的是旱烟和水烟，对纸烟（即卷烟Cigarette）几乎一无所知。这也就是说，涉及到文化的冲突——传统与时尚的冲突，水烟和旱烟为卷烟取代并不是那些有意投资卷烟工业者想象的那么容易。

像许多民族企业家一样，简照南看到烟草业中的外国资本在中国横行，思考其中潜在的商机。不过，当时直接影响他将有限的资本投向烟草制造业的还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北洋烟草公司的“龙球”牌纸烟在香港的出现，使他产生一南一北共驻南北市场、与洋商争夺几分天地的念头；二是香港朱广兰烟店的崛起：该店由广东人朱延宾1850年在广州创办，历来经营熟烟丝。卷烟问世后，店老板在每包烟丝中附装约50张切成小长方形精制宣纸，作卷烟之用，受到消费者欢迎，营业异常发达，后将总店迁往香港，并在广东和新加坡开设分店，生意很红火⑤。

同时，简照南在日本参观过神户的村井烟草公司，接触过一些技术问题，他曾不无讽刺地对朋友说过：“我从日本偷来了烟草技术”。

简玉阶后来回忆“广东丸”沉没后的情景称：

我兄弟看到北洋烟厂的“龙球”牌，日本的“云龙”牌，香港的“朱广兰”等卷烟，生意颇好；且旅日期间，认得川井烟厂工人一人，自称技师，保证技术上可解决一切，于是决心创办烟厂。在日本购得旧货蝴蝶式卷烟机四台，装回香港，筹备设厂⑥。

仅靠3万元能办起一座与英美公司竞争的卷烟厂吗？简照南不得不多方筹凑资金。越南华侨、简照南的叔父简铭石为此提供过帮助；另一位越南华侨曾星湖，与简家往来颇密，是个有声望的人，尤其在香港南北行（广东商人组成的行会）中叫得响，在简氏家族以外尤其是在香港招募到一些资金，总共筹到香港通用银圆10万元。这样，简照南获得开办企业的基本要素——资金、技术并从日本延聘技师，于1905年成立了广东南洋烟草（有限）公司。公司的资金规模在当时民族资本中的同业界不算很小，虽然技术是拿来的，人才也多从外面引进，但广东南洋烟草有限公司不失为地道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从股东的构成看，简氏家族包括简铭石在内，共计48200元，占48.2%，其中简照南名下24000元，占24%；简氏家族以外的投资51800元，占51.8%，其中曾星湖及其朋友7人12500元，占12.5%，简铭石的朋友8人占6.2%，广记号老板杨辑五占5.4%，其他散股多人，共分1000股。

这些持股者大体分布于香港及其周边地区。简照南艰难创业，寻求资本，以血缘关系的家族联合作为首选，次则重视地缘性的乡土关系，这是那个时代商人组合的基本做法。这里不难看出，简氏家族虽然是公司的最大股东，但简氏家族以外的股份仍占50%以上，有较大的发言权，不失为股份有限制企业。不过，公司虽然以股份有限制企业在香港注册，但作为体现西方民主中三权分立制度在经济领域移植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十分松散，经营和管理者又缺乏经验，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尤其是在与英美公司发生商标官司后没有走出危机。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3月，广东南洋烟草（有限）公司以10万元香港通用银圆在香港注册，在香港罗素街租了一间大货仓作厂房，装备一台烤炉、一间烘房、一台发电机、4台卷烟机，除有日本技师7名外，有职工100多名，每日开工10小时，按机械、半机械、半手工操作，于1906年4月投产，日生产能力30万支，其第一个牌号就是“白鹤”牌香烟。

简照南为什么把厂址选在香港而不放在广州？据接近简照南的人士叶少林的回忆，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便于采购原料。那时，内地尚不能提供卷烟用的烟叶，在香港采办外国烟叶，可以节省运费并少纳一次进口税（南洋大量使用山东河南等地的烤烟是1919年以后的事）。其二，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不像内地要纳厘金和许多苛捐杂税，生产成本可以低些。其三，便利产品运销南洋各埠，运费也会节省一些⑦。这些条件，同内地那些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夹缝中生存的民营企业相比，应该说是多少优越一些。

最初，简氏兄弟考虑的目标市场，注意力放在香港本埠，尤其是注重南洋群岛，那里有大量的华人华侨聚集地，他们有吸旱烟和水烟的传统，也是英美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十九日，广东南洋烟草公司生产出“白鹤”牌香烟投入市场，其包装为4支装，售价一仙，即一分或一个铜板。想不到“白鹤”牌竟受到吸烟者欢迎，销路渐渐打开。

然而，就卷烟业而言，特别是在外国产品充斥的环境中，要使一个牌号立足于市场远比将产品投放于市场困难得多，因为那时的烟草业不仅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且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强大对手。如果说年轻的简氏兄弟“下海”建立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是在这一行业的一次“试航”，那么，这一行动实际是拉开了以南洋公司为代表的民族企业与英美公司斗争的序幕。

四、与英美竞争首遭挫折

作为民族资本企业，南洋在香港的生存环境并不比内地好多少，因为那里有一个在伦敦注册的英美公司。可以说，南洋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与打压是与生俱来的，其最典型的事例是简氏兄弟的产品一上市就遇到了英美公司的强势抵制。在当时的香港，“白鹤”曾一度与英美公司的“玫瑰”并驾齐驱，这不是英美香港公司的管理者们所愿意看到的。虽然“玫瑰”牌并不是英美公司的重要牌号，但“白鹤”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使得英美公司深感惊愕。因为抢了市场，“白鹤”不久就遭到英美公司的封杀。原来，“白鹤”商标颜色和四周的图案都和英美烟草公司的“玫瑰”相似，所不同的是主图案一为“白鹤”，一为“玫瑰”。英美烟草公司以“白鹤”影射“玫瑰”为由，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告上法庭，引发出一场轰动一时的官司。简氏兄弟对此颇为不平，准备反诉，但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在那个地界如何同一个跨国公司对抗呢？当时有广生行老板劝他们就此了结，因该行曾发生类似事件，未能胜诉。结果，南洋公司被判败诉，简照南只得忍气吞声，将价值2000多元的“白鹤”牌香烟在港英当局巡理府前当众销毁。需要指出的是，“白鹤”香烟被焚毁，牌号被玷污所造成的市场丢失远远大于产品本身的直接损失，人们再也没有看到这一支牌号出现在南洋的产品系列之中。

那年月，商标设计和管理上没有完善的规矩，有关“抄袭”、“影射”的观念非常淡薄，广州舆论对此案多有指责。此案在香烟发展史上可称得上是一个事件，因为当时的南洋公司在香港华资企业中算得上是一间像样的工厂，第一只牌号竟受到如此打击，市民中有人说这是殖民地的一种“民族迫害”，民众转而对南洋兄弟给予同情。

“白鹤”受挫，使简照南认识到商标和包装设计上不能抄袭和模仿同类型的商品，决定不再出一仙的产品，而改出10支装和20支装的“双喜”牌，售价分别为3仙和6仙。

但是，正当“双喜”牌畅销之时，英美公司以同样的手段警告南洋公司，说该牌号与他们的“三炮台”相似，声称如不停止“双喜”牌销售，则控以仿冒之罪。同时，该公司派员分别向香港和九龙各烟贩警告，称“双喜”为“冒制品”，如继续发售，将受到控告。简照南希望寻求法律保护，这在当时没有哪个华商公司敢于同英美公司这一庞然大物分庭抗礼的情况下，特别是盛宣怀等民族产阶级企业家创办的上海三星纸烟公司于1907年与英美公司因商标纠纷诉讼失败后，他深感申诉无门。在咨询律师后，他找到答案：如果根据西方法律在英属殖民地与英美公司对簿公堂，不仅难免陷入徒劳，恐会带来更大的损失。简照南又陷入迷茫之中，不得不再一次以退为进，未与其正面交锋。

英美公司1910年的售烟车

各烟贩懾于英美公司的势力，多不敢陈列南洋的产品。一个企业没有了自己的牌号，如何生存？南洋公司受此打击后，经营每况愈下，终因负债累累，在营业仅14个月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宣告清理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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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罗一星《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86年第36辑。

②简照南《简太夫人哀思录·先家君墓表》，1920年。

③④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2001年中文版，第16页。

⑤《岭南掌故》2005年，第540-544页。

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第2页。

⑦叶少林（遗作）《江门文史资料·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二三事》第九辑，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