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记得村上每个生产队都种烟，村南几百亩地种的全是烟叶，一到炕烟季节，从烟炕飘出来的阵阵烟香，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每次经过那里，总会忍不住吸上几口。长大后，进入宝丰县烟草公司，一年四季都是围着烟叶转，像环节检查、现场会议、收购复烤，看的都是烟叶，平时在办公室写得最多的还是烟叶。

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局首次进行中美合作优质烟叶开发实验，选择了河南、贵州的6个县搞试点，宝丰也被确定为试点之一。一开始，由于烟农对引进的美国新品种“Nc89”有抵触，良种良法不配套，烟叶炕不住，推广阻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周庄乡耿庄村农民技术员满聚山，运用新技术炕出来的烟叶却不同凡响，炕炕通杆黄。眼前的事实教育了他的叔父——一位炕烟几十年的老行家，心甘情愿向他学习新技术。那时候，我在县公司办公室当秘书，听说以后骑自行车跑十几里，实地了解情况，采写了小故事《满老汉破“满”念新经》，在《平顶山日报》二版头题发表。从此，便一发不可收，不断为烟叶鼓与呼。

中美合作试点结束之后，宝丰率先解决了中国烟叶长期存在的技术难题，烟叶生产水平和内在品质显著提高。在当时席卷全国的农产品抢购大潮中，宝丰不仅没有发生烟叶大战，而且还增加了经济收入，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1990年盛夏时节，全国烟叶生产现场观摩会在宝丰召开，时任国家局副局长金茂先在会上指出：“宝丰烟叶生产发展的方向，代表着我国烟叶生产发展的方向，要把宝丰经验迅速推广到全国去。”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写了一篇稿子《不“战”而胜夸宝丰》，在《人民日报》二版显著位置发表，报社还配发了评论《只有提高质量才能不“战”而胜》。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央主流媒体发稿子，更是桔黄的烟叶成就了我的梦想。

宝丰生产出了符合国际标准的优质烟叶，烟厂争相抢购，一担难求。最早改革开放的广东人思想解放，广州卷烟一厂率先提出，买1斤宝丰烟叶增加1块钱，当时叫补贴。那个时候，宝丰年销售10万担左右烟叶，仅省外烟厂给的补贴就有好几百万，在那个年代是个很大的数目。宝丰县公司有了钱，就开始全方位扶持烟农，无偿供肥、机耕、打井、建炕房等，这在大农业中是非常超前的。我就写了一篇稿子《农兴则商旺》，在《经济日报》“农村天地”版头题发表，报社还配发了长篇评论《协调好利益关系最重要》。可惜的是，后来遭遇棒打鸳鸯，宝丰烟叶不能出省了，烟叶的浓香只能飘浮在中原大地。

转眼就是世纪之交，我有幸到国家局杂志社挂职，第一次出差去了厦门，参加全国烟叶工作座谈会。到了厦门宾馆才知道，会议非常重要，时任国家局局长倪益瑾和主管烟叶工作的副局长姜成康都来了，大厅还展示有福建邵武市的烟叶样品。倪益瑾局长在会上指出，邵武在科教兴烟上已先走一步，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会议结束后，我就赶往邵武采访，发现他们采用的生产技术和10年前的宝丰差不多，前往考察指导的也是我见过多次的那几位中美著名专家。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质量观念、发展观念，无不在创新，福建省公司还协调工业和商业，龙岩烟厂从试点的第一年就购买邵武烟叶，并在邵武建立优质烟叶基地。通过对比，我找出了邵武的真正经验所在，写出了长篇通讯《邵武烟叶俏起来》，《中国烟草》配了编后语。文章发表后，国家局烟叶公司陈江华处长说“内行看了能学到经验，外行看了也能明白”。

到了2005年，河南终于结束了连续7年完不成国家收购计划的尴尬历史，全省烟叶收购总量接近300万担，烟农卖烟总收入达到16亿元。省局领导要求对此大力宣传，省局办公室就通知我去帮忙，让我写一篇烟叶方面的稿子。考虑到我只了解三门峡的情况，还派人带我到南阳、洛阳、平顶山走了一圈，写出了通讯《烟叶:让河南农民挣了16亿》，在《河南日报》二版发表后，引起行业普遍关注，还被《烟草在线》列为年度烟叶岁末盘点专题的重头戏。这也是我写的最后一篇关于烟叶的稿子。

我不仅为烟叶工作取得的成就鼓掌欢呼，同时也为烟叶把脉问诊，期盼烟叶踏平坎坷，步入坦途。

在国家局挂职期间，国庆节放假回老家，我发现种烟的积极性依然很高，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烟叶市场供大于求，全国烟叶库存过大的矛盾十分突出，时任国务院领导曾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不要种那么多烟叶，国家局也一再强调压缩烟叶面积。就利用假期走访了一些烟农、乡村干部、县级公司。节后上班，我与《经济日报》农村部许宝健老师商量，合写了一篇分析性报道《烟叶太多了，为啥还要种》，《经济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文章发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就分别在早间的新闻节目中播出摘要，《文摘报》等一些报纸还先后转载。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国家局领导的关注。时任国家局办公室主任周瑞增专门告诉我，姜成康副局长在党组会上通报了这篇文章，倪益瑾局长称赞“文章写得好，写到了点子上”。姜成康还在报纸上批示“请烟叶公司复印并发至各省区，务必使今年的烟叶面积严格按国家计划落实好，严防出现反弹”。

第二年盛夏时节，杂志社领导带队去襄城县采访。当地同志介绍说，早在六七十年代，襄城烟叶就大放异彩，80年代达到顶峰，最多时曾种植25万亩，收购73万担，产量占河南的1／10，占全国总产的1／30，“烟叶王国”的地位无人与之比肩。然而，自90年代以来开始滑坡，销售不畅，全省目前库存的50万担烟叶中，襄城就占了1／5。为此，上级一直在压缩襄城的种烟面积，今年只种了8万多亩。昔日的“烟叶王国”已雄风不再，稿子怎么写？我就采取中性报道的形式写出了《今日烟叶王国》，既提出了问题，又分析了原因，还展望了未来。文章发表后，在国家局机关反响较大，时任社长苗绿也说，如果能经常有这样的文章，杂志就好办了。

上个世纪末，国家局提出“北方烟区要稳得住，南方烟区要控得住”，但效果并不理想，进入新世纪后，北方烟区下滑的势头仍没有得到有效遏止。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认为北方烟区要想走出困境，重振雄风，必须从更新思想观念、优化生产布局等四个方面寻求突破，并写了一篇稿子《为北方烟区“号脉”》，发表在《中国烟草》。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几十年来，我与烟叶同呼吸共命运，一起见证发展，共同记录历史。直到现在，脑海里的烟香依旧浓郁，那种不了情，时间愈长，香气愈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