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国内的控烟声浪主要集中在戒烟领域和提高烟草税的呼吁方面。

近期，医学期刊《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区》在线发表了由中日友好医院、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呼吸病学研究院王辰院士、肖丹教授团队完成的《中国现实世界戒烟诊治现状：基于前瞻性、多中心中国戒烟队列研究(CNTCCS)》。

以我国临床戒烟现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导向，王辰院士、肖丹教授牵头开展了“中国戒烟队列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临床戒烟体系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特别是近8成的戒烟门诊患者患有烟草依赖，而患有烟草依赖的吸烟者，凭借自身戒烟成功的可能性较低。为此，王辰院士强调：“应该将烟草依赖作为重大慢病进行管理，特别是纳入临床常规诊治工作，并完善相关制度”。肖丹教授呼吁“戒烟药物可显著提高戒烟成功率，应提高我国戒烟药物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并将戒烟与烟草依赖治疗纳入医保范围”。

尽管我国在2009年和2015年两次提高了卷烟消费税，但控烟人士仍然认为距世卫组织建议的75%的标准相比税率仍偏低。

有学者建议，我国烟草税制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包括：消费税制结构由以从价税为率改为以从量税为主，从价税由两档差别税率改为单一税率；持续大幅提高卷烟消费税，以确保卷烟支付能力不提高为原则；烟草制品消费税应全部归中央，以切断地方政府对烟草控制的干扰。此外，卷烟销量作为评估烟草控制的最主要指标，应向社会公开。

国际方面，越来越多的反烟组织或个人呼吁世卫组织（WHO）对烟草控制问题采取从严立场。但也逐步有国家和政府认识到，极端的控烟政策正在对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

近几年，各国政府都颁布了严苛的控烟法律法规，但活跃的反烟草力量仍然觉得不够，他们甚至想从地球上彻底根除烟草，也不愿意承认烟草确实另有其用途的事实，甚至不愿意让人们自主决定该不该吸烟、吸多少烟、吸什么口味的烟。

澳大利亚高压的控烟政策不仅侵犯了消费者和制造商的权利，而且助长了走私烟和假烟。

印度也认为极端的控烟政策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境。印度有3亿烟草使用者，占成年人的三分之一。烟草业支持着印度数百万人的生计，并为印度的税收和农民收入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政府和世卫组织等组织在控烟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但目前的政策并未有效减少印度的烟草消费，香烟和大麻的销量都没有减少。

像印度这种情况在其它中低收入国家也普遍存在，并给这些国家造成了贫穷的恶性循环。

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都在接受公共卫生的替代品，并通过消费者的意识和采用实现了转变。然而，由于认识有限、误解和缺乏循证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无烟方面面临着更复杂的局面。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烟草行业可能会继续受到过度监管，致其在繁琐、短视的立法重压下陷入困境，这也将导致政府每年损失数百亿美元的关税和税收，而这些正是政府实施许多其他项目所依赖的。

世卫组织前主任罗伯特·比格尔霍尔（Robert Beaglehole）教授说，WHO“在烟草控制领域迷失了方向”。那么，正确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