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成瘾包括生理成瘾、心理成瘾和社会成瘾。在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姜垣看来，更难解决的是社会成瘾，也就是大环境的问题。

增强意识让人们正确认识吸烟有害健康，有赖于更广泛的控烟宣传，以及更大力的健康教育。

图为姜垣2018年夏天参加“你的权利我的责任”中国无烟企业启动会。（供图/姜垣）

“烟草：威胁我们的环境”，是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

烟草危害是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现实生活中，除了烟草生产和消费带来的环境和健康危害以外，吸烟者在室内环境吸烟会带来严重的室内污染，从而危害我们生活的微环境，并由此带来二手烟和三手烟，影响自己、家人和同事的健康。

从1989年开始，每年的5月31日被定为世界无烟日，因为第二天是国际儿童节，人们希望下一代免受烟草危害。如今，世界无烟日已经走过了多个年头，《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在多数国家的人均卷烟消费量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均烟草消费并没有明显下降，近年来反而有上升趋势。全国吸烟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总吸烟率在持续下降，但是下降幅度较低。控烟现状依然不容乐观，控烟工作始终任重道远。

烟草的社会成瘾更难解决

自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以来，中国控烟取得了长足进步，控烟也被纳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的15个重大专项行动之一，但从《报告》的调查结果来看，近15年来中国吸烟人数仍然居高不下。

戒烟难，是控烟难的重要因素。姜垣表示，烟草成瘾包括生理成瘾、心理成瘾和社会成瘾三个方面。“所谓的生理成瘾可以用药物控制，也的确有这样的药物可用。但心理成瘾就比较难解决，比如有的人在写材料的时候，顺手就摸出一根烟，这是一种成瘾性行为。更难解决的是社会成瘾，也就是大环境的问题，它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过程。”

调查显示，中国烟民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烟民的特点——大概50%的人身上会带着两包烟，一包自己抽，一包为了社交。但以烟推动社交关系，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此外，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吸烟的真实危害，“我国控烟的一个很大障碍，就是人们对‘吸烟有害健康’的真正含义了解得并不透彻。”姜垣表示，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印在烟盒上，但实际上对于吸烟导致心脏病、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的知晓率还不足50%，因此很多人也产生不了戒烟的强烈动机。

让人们正确认识吸烟有害健康，也有赖于更多更广泛的控烟宣传，以及更大力的健康教育。“现在世界上比较推崇的一个健康教育项目，是美国疾控中心推出的‘tips from former smoker’。”姜垣介绍，其内容主要是收集美国社会真实的吸烟案例，出镜人并非演员，而是曾经的吸烟者，他们会给出一些触目惊心的忠告，比如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如何患上糖尿病、失明、食道癌等疾病的，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等等。美国疾控中心统计，只要“tips from former smoker”一播出，当地的戒烟热线拨打量就会增加好几倍。

“当然，烟盒上更有力度的提示，公共场所的禁烟和烟价的大幅度提高，也是控烟的有效手段。”姜垣表示，烟价如能提高三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同时国家税收能增加一倍，吸烟率也能降低一半。”

针对青少年的控烟措施，姜垣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点是涨价，“因为青少年对价格更敏感，他们并不挣钱，所以涨价是有效措施。”

第二点是全面禁止广告促销和赞助，“青少年更喜欢模仿，如果名人吸烟或者是广告中吸烟镜头过多，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很大的。曾经有研究表明，喜欢F1方程式赛车的孩子，将来成为烟民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其中很多都是烟草广告。”

第三点是成年人以身作则，“如果孩子回到家看到爸爸和爷爷吸烟，那未来他也很可能吸烟。”

全面控烟需再提速

控烟立法一直是控烟机构着力的主要方向，因为它能直接保护公众免受二手烟危害。据统计，目前我国至少已有16个城市通过了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有针对性的全国性公共场所控烟禁烟法规，法律上仍然没有完全实现对公共场所吸烟者说“不”。

不过，健康中国行动控烟行动中提到“到2022年要基本实现把各级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机关”的目标完成较好，无烟政府机关是减少二手烟危害、保护干部职工身体健康的有效措施，更是政府机关单位文明办公的基本要求，姜垣也认为，无烟政府的创建是近两年控烟中成效较为显著的工作之一。

北京控烟微信投诉平台——“控烟一张图”的开发，是近年来的另一项成就。它不仅仅是一张图，而且是一个实时地图监管系统，可以把每个人的手机变成控烟监控摄像头。当市民发现控烟不力的场所，便可随手拍照片、录像，并实时上传至平台进行投诉。接到投诉后，北京市卫健委网站、首都之窗和市爱卫会网站上的“控烟一张图”会同步更新，并立刻“亮灯”曝光，便于志愿者和卫生监督部门进行劝阻和执法。被公众投诉1至2次的单位，亮蓝色警灯；被投诉3至4次的，亮黄色警灯；被连续投诉5次以上的，亮红色警灯。当蓝灯亮起时，该投诉单位附近的志愿者就会接到“派单”，两人一组，到被举报单位核实情况，告知负责人相关法规，帮助其落实整改，并于一周后进行复查。志愿者复查时，如相关场所整改效果好，将为其“消单灭灯”。对接连被投诉且不愿配合整改的“红灯”单位，则直接由控烟执法部门处理，执法人员将约谈被监管单位负责人并进行处罚。

“北京非常活跃的控烟志愿者大约有一万人，我很佩服他们。”姜垣表示，尽管自己做了20年的控烟工作，但控烟志愿者的执着精神依然让她特别感动，“这是一项几乎没有报酬的工作，能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黄彪文指出，近年来控烟倡导遭遇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不仅控烟报道量减少，还缺乏新材料和新角度，或者没有把握好控烟传播的特性。他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和从业者加入到控烟队伍中，呼吁无烟立法、培育无烟文化、监督无烟执法、促进无烟科普。而姜垣更希望看到的是把戒烟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而不仅仅是在呼吸科设立戒烟门诊。“去年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它历时五年，以9万多名急性心梗住院病人为样本，其中有3万多人吸烟。最终统计了这3万多人出院后都接受了哪些治疗，其中只有35%被给予戒烟的建议。由此可见，医务工作者对于戒烟的意识和行为认知还不够。”姜垣指出，每一个医务人员都应该对患者有所提醒，助力实现无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