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癌症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共同发起“社会组织参与控烟行动倡议书”，呼吁社会组织带头宣传和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主动助力健康中国2030战略控烟专项行动，以保护公众健康权利为首要职责，自觉抵制烟草捐赠。

中国慈善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刘佑平说，烟草捐赠虽然短时间内能够为慈善组织和项目带来资金，但长期看来，若不懂区分与拒绝，接纳烟草的捐赠赞助与宣传，慈善会变成烟草的“遮羞布”。

对于烟草企业应不应该赞助慈善事业，长期以来都备受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四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赠违反法律规定宣传烟草制品，不得利用慈善捐赠以任何方式宣传法律禁止宣传的产品和事项。

由此可见，从法律上来讲，慈善法并未禁止烟草业的慈善捐赠或赞助，只是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赠，以任何方式宣传烟草制品及其生产者、销售者以及法律法规禁止宣传的其他产品和事项。

因此，对烟草企业开展捐助慈善事业，向来有两种观点影响力较大——

一是捐助可以有，回报不能给。让烟草公益纯净化，严守不宣传品牌产品的底线，即你可以做，但只能这么做。诚然，烟草仍然是合法的行业，所以“打压”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这是一个漫长过程，但并不是一个等待的过程，控烟任重道远，但因此对烟草公益进行有罪推定也确有不妥。只要监管者能够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对烟草企业进行的慈善捐助工作保持足够的警惕，将所有行为限制在法律的框架之内，简单来说，就是“捐助可以有，回报不能给”。

二是慈善事业是纯净的事业，“过程不好的钱”不应该要。烟草商的确不差钱，但“拒绝不好的钱”是一个国际慈善惯例，不仅是慈善发达国家的经验所得，更在于宣扬一种普适性的慈善价值观：慈善的发展不仅要用钱来堆，也要依靠善行本身的推动。接受烟草企业的捐款，就是对烟企“作恶”的默许。

从根本上来讲，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规定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烟草慈善进行的限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止烟草企业通过开展或捐助慈善事业来进行潜在的营销行为，正如有些专家对此提出的疑问：若有烟草企业愿意无任何目的给予慈善捐赠，那么，真的有必要拒绝吗？

慈善组织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烟草是一个合法的产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烟草都是重要产业之一，它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和烟草产生的危害之间的关系平衡，一直是个涉及民生的选题。如果说烟草企业是一个“坏人”，那烟草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就是在“做好事”。禁止烟草企业搞慈善，本质上就是不准坏人做好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要让全社会的人都不抽烟不现实，也就是说卷烟企业不可能消亡。在坏人无法消除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还不允许坏人去多做一点好事呢？

何况，中国烟草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中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烟草专卖，是国家专卖。特殊行业没有特殊利益，其根植于国家，其果归于国家。近年来，中国烟草行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担当，将脱贫攻坚的重任扛在肩上，截至2020年10月，烟草行业1000多家法人单位均有专门负责扶贫工作的部门或工作人员，全行业共派驻扶贫干部27195人，其中第一书记851人，驻村工作队2132人，结对帮扶干部24212人，共帮扶30个贫困县、2225个贫困村、15.08万户贫困户、49.26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2016年至2020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及下属单位共向定点扶贫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以及经济落后地区安排扶贫捐赠预算资金82.59亿元左右，其中局机关本级直接投入16.36亿元，为贫困地区的脱贫摘帽做出了巨大贡献。

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烟草企业的捐赠多半属于公益捐赠，包括扶危助困、救灾、助学等，都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实实在在的慈善。

烟草行业如何回报社会，确实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有观点认为，烟草公司是在工商登记的正规企业，其经营也是合法的，将烟草拒绝在公益的大门之外，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应该保持的态度是——合理的取舍，既要坚决杜绝烟草企业利用慈善进行自我宣传，也要尊重烟草企业默默做慈善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