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8日举办的今年世界无烟日倡导活动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副主任肖琳介绍了这样一组数字:有19.8%的吸烟者过去12个月内尝试过戒烟。这部分人有90.1%未使用过任何戒烟服务,“这表明九成人都靠意志力戒烟。”肖琳说。
仅0.3%的吸烟者过去一年拨打过戒烟热线
“靠意志力戒烟,复吸率很高。”肖琳指出,在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员中,仅有4.6%的人使用过药物治疗,3.2%的人使用过咨询或建议服务。
肖琳介绍了我国的戒烟服务模式,主要分为四类:
一是简短戒烟干预,即日常诊疗服务中,医务人员提供戒烟建议。二是戒烟热线,通过“4008885531”“4008085531”“12320”和“12345”等热线,给予来电者咨询服务。三是戒烟门诊,即由接受过特别培训的医务人员提供专门的强化戒烟支持,包括心理行为干预和药物辅助治疗。四是在线戒烟平台。比如北京朝阳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提供的微信小程序等。
肖琳认为,在简短戒烟干预环节,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医务人员在患者前来就诊时,往往会询问其是否吸烟和所处吸烟阶段。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内,35.6%的吸烟者看过医生,其中有58.3%的人被医务人员询问过是否吸烟,46.4%的人得到过医务人员的戒烟建议。
根据2008年原卫生部等部门印发的《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标准(试行)》要求,医务人员掌握控烟知识、方法和技巧,对吸烟者至少提供简短的劝阻指导。
同时,不同年龄段获得戒烟建议的比例也有明显差距。15~24岁年龄段中,有24.3%的人获得过医务人员戒烟建议。25~44岁、45~64岁及65岁以上年龄段获得建议的比例递增,分别为37.6%、53.3%和59.8%。
“如果戒烟服务是一个三角的金字塔型的话,医生提供简短戒烟建议,是戒烟服务的基座。”肖琳希望,在这部分服务重点发力。
既往调查显示,简短戒烟干预效果同工作力度有较为明显的关联。2010年,33.9%的人获得了医务人员的戒烟建议,2015年,这一数字上升至64.9%,又在2018年回落到46.4%。
肖琳指出,事实上,年轻人同样需要戒烟建议。顶级学术周刊《英国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一个人能在35~44岁戒烟,其预期生存曲线同非吸烟者是差不多的。如果不进行戒烟,预期期望寿命要低于非吸烟者10年。
过去12个月尝试过戒烟热线的0.3%的被调查者年龄分布在25~44岁和45~64岁这两个年龄段。另外两个被调查的年龄段没有拨打过戒烟热线。
“做好戒烟工作,需要整合多种戒烟服务模式,加强戒烟服务体系建设,把戒烟整合到日常医疗卫生服务中去。”肖琳说。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崔小波特别建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烟草医疗疾病的确认,将烟草依赖疾病纳入门诊慢特病病种管理范围,并将戒烟药物纳入定点零售药店。
外界压力不够
崔小波指出,吸烟是烟草医疗疾病。尼古丁在成瘾性物质中排列第三,仅次于毒品中的海洛因和可卡因。
崔小波指出,吸烟者在戒烟后每次看到烟都是痛苦的,这是由于心理成瘾性,这种痛苦将折磨其一生。“有可能一个人终生都在戒烟,但终生都在吸烟。平均一个人戒烟成功要经历戒烟13~14次,戒烟是非常难的事情。”
崔小波直言,我国平均每五个吸烟者中有一位想戒烟,比例并不高,在31个烟草高流行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
另一组数据更加值得人深思:在有6个月内戒烟的意愿和下一年实际做出戒烟行动的两组数字中,中国远远落后邻国日本和韩国。
2020年,日本有11%的吸烟者计划在6个月内戒烟,其中有54%的人都在下一年做出行动。韩国有31%的吸烟者计划在6个月内戒烟,同样有半数在下一年做出了行动。而中国2013~2015年的数据显示,尽管有28%的吸烟者有6个月内戒烟的打算,但仅有19%的人真正付诸行动。
崔小波认为,这是由于外界压力还不够。
他建议通过提高烟草价格、降低社会对烟草容忍度、推动无烟法律覆盖城市等措施,给予吸烟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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